法警宣布了诉讼事件号码及案件名称，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时向坐在法庭拘禁区的奥沙利文示意，并责其走向前来。这一特定的宣词对被告有很大的震慑，因其显示了政府的威权：“纽约州政府的人民诉讼……”接着他转向我，指示道：“请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审制度里众多不合时宜的事项之一，它仅仅意味着律师必须出具其姓名、地址和从属关系，登记在审判速记记录上，以备日后检查——例如，可以证明被告已按恰当方式从检察官那里得到了控诉通知。我回答道：“查尔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协会的助理律师，现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吗？”克伦威尔法官简单地询问道。
“是的，他当然有，法官大人，刚刚在庭审开始时由法警宣布过。”克伦威尔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脸色通红，显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几十年的后果。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就恼了。他声如洪钟，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但特别是聚集一堂的媒体记者都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质问：“为什么要法律援助协会来代表该联邦探员？他是有办法请到私人辩护律师的。”这种法官是我们不得不对付的最糟糕的官僚，无论我如何解释都没法阻止他不失时机地在公众面前出风头。克伦威尔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词在快结束时将矛头指向了法律援助协会，尤其是要跟我过不去，“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100万。”他补充道，像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后他说：“假如被告，一个联邦探员，”此时他用洪亮而戏剧性十足的嗓音拼读了奥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爱迈特·奥沙利文能够凑齐700万美元以确保在必要时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组织，那本来该是代表贫穷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来，打断了法官的话。
“你要是再敢打断我的话，看我不让你交保释费！”他尖声高叫，他的反应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时又打出一个响亮的饱嗝，黑麦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规饮品——的刺鼻气味袭击了距法官宝座5英尺内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钟，才继续发话。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释金，我估计他也请得起律师。”我那可怜的朋友奥沙利文探员被铐走时吓得什么也应对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耸了耸肩。当他被带往拘禁牢房，双手铐在背后，我用口型对他说：“别担心。”接着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时便在纽约市管教部（即拘押奥沙利文的部门）准备好了人身保护权令状。
人身保护权令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法律补救手段，是每个美国公民生而就有的权利，也是我们免受政府滥用职权的基本策略之一。该令状是由法官签发的命令，下达给在押人员的监管人。文件开头的文字责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其基本意义为“汝速提此人见吾”。像许多其他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一样，它也有着英国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国法律中或许是最著名的律令了，并被普遍尊为“自由的伟大律令”。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对令状的申请后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声，然后在得知克伦威尔法官时便摇头说：“那个混蛋！”
我带着令状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实上我跟他撞了个满怀，他向前一步厉声说道：“我是《布鲁克林鹰报》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来代表这个坏东西的，嗯？”莫蒂最多不过5英尺高，声音粗厉得像锉刀，身上散发着尼古丁的臭气，那是多年抽骆驼牌香烟的后果。他的面孔连接着一顶样子古怪的卷边帽，右耳上还架着一支硕大的黄色铅笔。他穿一件廉价的羊毛衫，深灰色长裤，以及一件花哨的红白条纹衬衫；在我看来他挑这身行头是因为他认为这合乎他的职业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报社记者大多也是类似的穿着。莫蒂又重复了问题，仿佛我第一遍没听到，“你他妈的有什么权利用纳税人的钱来代表这么个东西？”自我和克伦威尔法官交恶并领教过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后，我已没有兴致去对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于是我一把推开他，试着不去理会他的叫嚷和抱怨（说我侵犯人身权应该被抓起来），径自走向我的办公室。莫蒂执意朝我办公室打电话——一共11个——我一概不回。
之后，当令状得到认可，奥沙利文探员在没有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时，莫蒂仍然对我穷追不舍。我不予理会，同时恨不得将其脑袋拧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职于政府，但有时也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身份做些个人法律业务。我开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纪实报道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虽然忘不了我们不愉快的初遇，但还是很欣赏其文笔。他的写作清晰、多思辨、视角全面，且不掺杂个人评判。很快他就在纽约市一家颇具影响的小报上有了自己的专栏，一周三篇，而我也成为其热心读者并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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