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还有周总理，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的红卫兵代表，毛主席对他们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走上前来，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说完，她为毛主席戴上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
毛主席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女学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答道：“好。”
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毛主席向全国的红卫兵发出了号召毛主席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要立四新。要彻底铲除封资修的一切反动遗产，要勇于彻底砸烂一切旧世界，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社论一发表，北京红卫兵的总头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立即给北京的红卫兵下了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掀起‘破四旧’高潮。”
第二天，陶鲁元立刻从北京赶了回来，但是，尽管他紧赶慢赶，还是用了三天才到江南县：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48个小时——这还因为他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奉命下去点火的，所以，买火车票还不用费什么周折。上海到江南县城的轮船每周只开两班，正巧也让他碰上了，但是从上海到江南县也要24小时，就这样，当陶鲁元回到四季青茶场时已是第四天了。《江南日报》上已经转载了宋要武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宋要武在文章中自豪地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宋要武。”她还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宋要武的文章成了全国红卫兵的骄傲，一个改名风潮在全国兴起。陶鲁元也请吴蜡给他改了一个名字——陶永红，他逢人便说，这个名字是三代贫农的吴司令给他取的，表示了他要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做他的红卫兵！吴蜡心中更是甭提有多高兴了，一个大学生居然要他给取名字，而且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他成秀才了！从此，他也更加尊重陶永红了。
改了名字的陶永红更加激进了。他带领了一群红卫兵冲进佛殿、庙宇砸碎了那些泥菩萨的塑像，封了寺庙的门，吓得那些老太太、老老头直叫“罪过”。他们还根据红卫兵们的举报，冲进那些地富反坏等黑五类的家中，把他们珍藏的线装书、绣花鞋、缎子被面、金边细瓷碗等都搜出来烧的烧、砸的砸，弄得鸡飞狗跳的，有几个老太婆不识时务，居然告到造反司令部说自己丢了金银首饰，谁知不但没有找回来，反而招来了更严重的抄家，直到他们家中剥削来的财富全部归司令部所有为止。
还有一些人家不是黑五类，但是他们家中也有充斥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旧”的东西，如祖传的珍贵字画、带迷信色彩的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等等，有的是给自己家中的红卫兵销毁的，有的人是因害怕而“自愿”交出来的。他们都把它们破掉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乘车检阅了上百万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毛主席这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
这天，陶永红正在总部和吴司令商量如何处置破四旧收缴来的珍贵物品时，柳贵来了。
柳贵：“师傅，噢不，吴司令……”
吴蜡：“就叫师傅，不是挺好的？听着多么亲切！说吧，什么事？”
柳贵：“司令，看，国务院的通知。”
吴蜡：“哦，给陶副司令吧，今后凡这种文件都交给他吧。”
柳贵把文件交给了陶永红：“陶副司令，给。”
陶永红：“你收着也一样的，你也是副司令嘛。”
柳贵：“师傅说得对的，这些文字方面的事是应该你负责，我虽说识几个字，可是在你面前，别说是翻筋斗，我可是打滚还得抓紧呢！”
吴蜡：“对，今后凡文字、外交方面的事，永红说了算。至于柳贵嘛，后勤、杂务方面的事由你负责。”
柳贵：“好！”说完，就把文件递给了陶永红。
陶永红拆开文件，看了一下：“吴司令，党中央要我们派遣职工代表到北京去学习呢！”
吴蜡：“真的？”
原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还通知北京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还要求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全国各地都要设立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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