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我可不觉得。就算例行调查可以查出她的残疾，就会往“认错人”的方向想？再推出后面这一系列？反正我是不行。现在再想以前的怀疑，还真滑稽。
我也笑起来：
“你知道吗？我还怀疑过田静呢，是真的那个啊……”
“是吗？”
“我觉得她一开始去火车站接人，结果谁都没接来，非常可疑；后来发现她有手机，就更怀疑了：既然有手机，干嘛非得用旅馆的电话？好像是故意公开她必须去火车站的原因……”
杜公子失笑：
“这没什么的。很多人只喜欢发短信，不喜欢打手机。女生尤其这样。她们觉得太贵，浪费钱。”
“哦，我知道，见过这样的女生。其实要我说，一天发几百条短信，肯定比打电话贵得多。她们就是算不过帐来。”
“铃～～”声打断我们的闲扯。我和他对视一眼，再一起看向病房门口。曾经给杜公子输过液的小护士不负众望地走进来：
“你的电话。怎么样？能去接吗？”
“我去！”
我飞快地跳起来，跟在她身后往隔壁走。她走路慢得有水准，真恨不得超到她前面去。
“喂！”我终于如愿拿起了电话。
“Ｘ君！”张臣显然没能从一声“喂”里听出我的身份，“我查到她车祸那次就医的病历了。上面写着……哎呀，这些字！现在的大夫都是练草书的？写着……好像……是什么‘轻微脑振荡，颅内淤血，压迫视神经’……”
盲人与狗（九）
匆忙地道别杜公子，往医院外面走。和我一起来的警察迅速跟上，变相地提醒，还有一场询问等着我呢。
回去的路上，心情说不上“坏”，但绝不能称为“好”，正想找个人给他点难堪。何警官这个人我一向看不顺眼，当然首当其冲。迁怒于他我真是一点思想斗争都没有。
到了旅馆，刚要接受询问，我就倨傲地提出“本人对这个案子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申请说给他们听。旁边的警察暴跳起来，似乎要让我“老实点”。何警官冲他一摆手，倒乐于听我说。
我努力地回忆，尽量按照杜公子和我说明的那种顺序阐述，省得一改变弄出纰漏。在适当的地方，再插进“镜面反射原理”。如果单纯的推理还不足以震慑他们，那么加入理论性的东西，无疑会让我的结论更加掷地有声。
他们一开始不以为然，但后来就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看。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这样关注，我的右手居然紧张地颤抖起来。我使劲捏捏拳头，依然不能制止。为了掩饰，我索性把它藏在外衣兜里，一把攥住一直随身携带的介绍信，果然更有镇定作用。
终于吐出最后一个字，我的手指捻着那封信，蓄势待发。求你了，快说“不信”！再讽刺我两句！我才好拎出信来表明我的身份。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何警官表演尴尬了。
他注视着我，出人意料地，忽然笑起来，手撑着桌子起立：
“从北京来协助调查的？石局长有没有给你什么文件类的东西？有的话，就拿出来吧。”
我瞬间呆住，化主动为被动地交出信。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终于盼到了，杜公子出院的日子。我早定好了火车票，就在今天下午。虽然赶了点，但这个城市，不是绝对必要，我是不想继续呆了。
明明是急不可待的，我却停住脚步，不愿意进门去。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怔怔地望着医院的大门。
一阵风吹过来，旁边的树“沙啦啦”地响。我心里一紧，重重地咳嗽一声，踩上台阶往里面走。
身边有人死了，就一定要非常难过吗？一开始不一定，顶多是茫然。因为“死亡”不过是两个字，不会带起任何情绪。直到你把它的意义扩展成“再也见不到她，听不见她说话，看不见她笑”，你才可能会有点感觉。
但是，不是每朵乌云都会下雨的。同样，也不是每种哀伤都可以哭出来的。
真的可以爆发的情感，过后就能当个里程碑，毫不留恋地跨过去，再回首也许还是段宝贵的经验。对，就像下雨，过了那一阵，自然会天晴。
而爆发不出的，更像是风。它在身边盘旋不去，却永远不会引人注意。但你偶尔会毫无理由地抑郁。也许在很多年以后，某次触景伤情时，才恍然找到困扰人许久的心情的来处。
我保持着自嘲的笑容，来到杜公子病房紧闭的门前，正要进去，忽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
“你就是‘他’吗？”
谁？声音很难听，又很熟悉……何警官？！
“我是……谁？”不解地反问。
“他们怎么称呼你？‘Ｘ君’，对吗？你叫什么？”他停顿，大概在看病床上的牌子，“杜落寒？！这名字真奇怪，不过，我也算听过了。”
“什么？”
“你不知道？你的名字和基本情况可算是机密呢。我曾经在石局长手底下混了一年多，才只知道你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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