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止呢。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天，好多人聚在这儿，看《法制》节目……”
方擎岳响应：
“怎么不记得？印象深刻呀。”
“你们说什么呢？”我问，隐约觉得要说到正题了。
方擎岳一张嘴，被任莉莉抢过去：
“那次演的，好像是什么在大学里贩毒的案子。大家都看得好好的，他看着看着，忽然‘嘿嘿嘿’笑起来。我们都吓着了，不看电视了，改看他。他小声说，‘你们不觉得，用旅馆－－就像这里－－贩毒，不也挺好的吗？’”
好！这回完美了，张臣的法子彻底用不上。还想用都有谁知道他发现内幕来排除呢，他这么大庭广众一嚷嚷，谁不知道倒新鲜了。
“他当时的声音特别神秘，还挺自豪。说话的时候死盯着地板的一个点，脸上笑得那么诡异，就好像地面上有什么我们看不见只有他看得见的东西，那样子真让人发毛。”
“然后呢？”
老板接过来：
“这是我的店呀，能让他这么胡说？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我说你别瞎猜，根本没这回事。”
趁停顿的工夫，任莉莉又夺回话头：
“接着他就转过来，问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当然说无稽之谈，没有的事儿。他就急了，眼睛瞪圆，一只手压着胸口，掏心掏肺似的：‘我的直觉没错过，相信我，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她大概模仿得很像，让我回忆起信中的措辞。我就觉得写信这人有点……
方擎岳张着嘴，摔着手，好像想补充两句，只是一时没有想到说什么。大家好像都有些激动了，但田静还是温柔地点点头，用始终悠扬的声音说：
“这种人呀，我倒觉得，不能说他怪。从某种角度讲，他是很正常的。我虽然是哲学专业的，但是选修过心理学。现在有个特别流行的词，叫‘强迫症’。像什么反复洗手，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锁门，就是典型的病征啊。”
方擎岳赞赏地笑道：
“你懂得真多。”
田静羞涩地一笑：
“还有呢。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还经常疑神疑鬼，比较常见的是被迫害妄想。”
“是不是老觉得人家要害自己？”任莉莉眼睛一亮，“可不是吗？那天，就是他让咱们相信他的那天晚上的第二天，中午，大家都吃饭呢，他突然冲进饭厅，声音都岔了：‘是谁？谁？谁想杀我？’这么没头没脑的话，谁听得懂呀？后来他又嚷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是摄影师吗？这城市临海呀，他早上去海边拍照，站在一块石头上，结果掉海里了。这倒是真的，我看他衣服半湿半干，可是他硬说有人推他，要不是他擅长游泳就回不来了，这我可不信。”
田静笑着说：
“嗯，这非常明显了。当时的情况，一定是这样：他看着脚下的海水，觉得非常可怕，要是掉下去会很危险，所以他心里特别恐慌，反复念叨‘别推我，别推我，我不想掉下去’，其实是他自己在往石头边缘走，却认为自己是被迫的。”
我忽然觉得冷：
“照你这么说，他也有可能看着火车来了，自己走向铁轨，才被轧死的？”
她一楞：
“这个……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不能光考虑心理因素吧？警察不是说他犯了什么罪吗？畏罪自杀也说不定。”
“也许还是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伙给……”方擎岳的想象力更丰富。
“你说谋杀呀？这种事怎么会让咱们赶上？”任莉莉不以为然地笑。
“我也觉得不会，还是自杀的说法比较可信。你想啊，他没事跑火车站干嘛去呀？当然是没想开……”
我灵机一动：凶手肯定知道他去了火车站，尾随过去，把他……所以，从哪些人知道他要去火车站不也可以排除吗？我聪明吧？
“哎呦，你想什么呢？不是那么回事。”任莉莉嘲笑我。
老板解释道：
“你不知道。我们这附近有个瞎眼的乞丐，有时候要到我这店门口来。昨天他又来了，来的时候吕良正好出去。这摄影师一回来，惋惜地大叫‘以前住店，就注意到这好素材，怎么老错过’，问在哪儿能找着他。我说‘他经常在火车站呆着，你愿意看就看去吧’。吕良一听高兴了，在大厅里走圈，还自言自语‘火车站、感光度’‘取景、火车站’，倒腾一晚上。这不是，今天早上，兴高采烈，背上摄影器材就出去了，然后……就没回来。”
我重重地靠在沙发上：这人想事情，就一定要张扬吗？死得有点活该！自我安慰地想想，我刚才的方法也不一定对，也许凶手就是想杀他，就整天跟着他，终于今天他站在了铁道旁边，所以逮着机会……不过，既然已经这样了，就什么都别说了。
“所以呀，”任莉莉尖锐的声音，“根本没那么复杂，什么谋杀自杀的？也许他只是想从车头前边拍一张火车行驶过来的照片……哈哈！这应该算殉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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