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谭队长重新安置到这里已过了整整三天。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一直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很奇怪，这地方按理说离城市并不太远，因为，站到院落里可以看到远处杭州市汽车站高耸的钟楼。但是我的手提电话却一直没有信号。我出过一次门，是在保护我的一位年轻刑警陪同下出去的。仅仅在墙外一条并不繁闹的街道上散了散步，其间到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和我喜欢抽的“国宾”牌香烟，这种香烟的外型很像“大中华”，但抽起来比大中华的味道要淡一些，还似乎夹杂着一点生烟草的味道，这味道能让我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
我的睡眠不算太好，在这三天里，我大概总共睡了不到十个小时。当谭队长在三天之后再次光临时，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发觉你的脸色不好，怎么，失眠了吗？”
他的此番到来是带给我一个能使我十分诧异的消息：“我们就在昨天下午的一次突击行动中抓获了一个文物贩子，据他交待，他曾在两天前和一个人做过交易，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名叫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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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是平生第一次以陪审员的身份坐在刑侦队的问讯室里。我对面的矮凳上窝着一个神情猥琐的汉子，头发乱蓬蓬的，一件夹克衫已经脏的分辩不出原来的颜色。
当我抽完第一支烟的时候，谭队长开口了。
“高军，这次提审你，是想让你把昨天所交待的再详细的复述一遍，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不要想耍什么花样。”
这汉子名叫高军，年龄35岁，但搞非法贩卖国家受保护三级以上文物的历史已有十五、六年。而且，他还是一个擅长盗墓的高手。根据他的描述，两天前与他进行交易的人物一定是曹建华无疑！
这位死生不明、死死生生的曹建华，竟然可以瞬息南北飘忽，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元神出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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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子后的一个日子，在首都北京，我去拜访了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这位老人现在虽说已经多年籍籍未闻，但在六十年前，他却在京津一带名声显赫。他显赫名声的得来之处却是他极善使用的一件不太光明正大的物什：
“洛阳铲”。
“洛阳铲”是一种盗墓用的特殊工具，在它没有出现以前，参与盗墓的人一般使用的工具大都是尖头铲或撬撅之类的笨重器物，不仅挖掘的时间要长，而且对墓道探测的准确度极差，往往费工费力不说，徒劳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自从清末民初河南温县人刘平安借鉴了同为盗墓高手的洛阳马坡人李鸭子的筒瓦状探墓铲制作方法，几经琢磨，独创了这种长约四、五尺，前端有筒状铲头、内径环有螺旋丝纹、边缘呈薄利快刃的“洛阳铲”之后，盗墓这种见不得光的营生却使许多原来的贫家子弟发了大财。这不能不说是具有旧中国特色的一项发明。
这位老人就是众多受益者的其中之一。
岁月如风，他的真实姓名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他一生无子无女，似乎于冥冥之中印证了流传在广漠民间中对盗墓者的诅咒：“断子绝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称呼他一声“麻七爷”，他是否真的姓麻抑或是在家中排行老七已不得而知，老人也避之不谈。但除了这一点之外，他还是很乐意给我讲述自己当年的故事。也许，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年轻人能够静静去聆听他们簌簌叨叨的陈年旧事，即使这些平庸的历史中掺杂了太多的痴妄和臆想。
我是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里王皮胡同深处的一座旧宅子里见到他的。据老人讲这宅子曾是一位前清翰林的府第，原来也是富贵人家，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子孙不得已在抗战后期将其低价卖给了他，这一住就是六十多年。
宅子有些破败了，但在残存的雕栏流檐里还能依稀窥见当初的一丝风流遗韵。宅子中间有处天井，天井边有架葡萄，在七月炎热的夏天，葡萄架上开始挂满泛紫的果实，我们就坐在果实溢出的清香里，开始一段传奇的听述。
老人虽已年高，可是不聋不哑，一口鲁地方言说的有急又快，听起来像评话先生在扯着一段山东快书。
我之所以要在此叙述这样的一个插曲，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事情只有在经历后才能知道它的接洽处会出现在那一个交叉点上。就像那天在刑侦队审讯室见过姓高的文物贩子以后，很快便遭遇了一场接着一场的意外变故，而这些变故的发生直接和盗墓有关。当我第一次被迫参与到这种违法活动当中看到了传说里的“洛阳铲”之后，我很怀疑这种看起来貌似平常的器物是否真的能够具有它在传说里的那种效果，即便后来有人证明了它的神奇，我也没有彻底消除内心的怀疑，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是不可能将它的妙用看的一清二楚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要找“麻七爷”的原因。
下面的故事是关于“麻七爷”的，仔细听，很有趣，真的。
第一卷：迷途G
第一卷：迷途G
麻七爷第一次参与这个行当是因一个极为偶然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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