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_郭晓晔【完结】(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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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刑期从拘押期起算,一日抵一日。

  在沈阳审判期间,王子平将军来到抚顺市伪满时期日本女子中学的礼堂,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布对第一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宽大处理,免予起诉,立即释放,交由我国红十字会遣送回国。

  名字念完了,被点到名的人感动得哭成一片。有一个心声终于脱口而出:“中国万岁!”

  他们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了他们新的生命。这生命不再是一柄刺刀、一只凶兽,而是在疯狂泼洒后留住的宝贵的一滴水。它是脆弱的,但它能反射阳光,能吸收和感受真实的人的生活。他们要小心地捧着它走上新生的道路。他们捧着它的姿势,就是“悔罪”。

  此后又有两批战犯获释。三批共计1017人。

  溥仪于1959年获特赦。特赦令还没宣读完,他已经痛哭失声。祖国呵,我的祖国呵,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其他伪满战犯亦在此前后获释。

  审判圆满贯彻了“惩办极少数,宽释大多数”的方针以及一个不杀的原则。既有惩罚,也有感化,又有告诫。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从本质上认识战争。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高扬中国的国格。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结束就是开始。

  获释的战犯们来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死难烈士献上花圈。他们再一次跪下,再一次宣誓,不少人再一次放声大哭。

  汽笛长鸣,“兴安丸”号客轮驶离了天津塘沽新港。前战犯离开了“再生之地”,离开了“第二个故乡”,他们和前来迎接的亲属全都站在甲板上,与岸上送行的人们浑泪告别。船长高木武三郎站在驾驶舱的窗前,久久地凝视这一幕。他的眼圈热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这种惜别的场面真少见。”

  夏季的海面上起伏跳荡着无边的阳光。高木武三郎接过舵盘,把航速控制在5节以内。

  补记(1)

  前战犯田村贞直回到家中,年逾7旬的白发老母一把拉住儿子,昏花的老眼在儿子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她用一双布满褐斑的手,颤颤巍巍地摸着儿子的脸、上肢、两腿,最后跪在地上,抱住儿子的双脚哽咽起来。儿子双手倒背,两腿叉开,挺高胸脯,展示着健康的体格。母子的眼泪无声地打湿了一块地面。

  当晚,田村贞直向全家人讲述起狱中生活和悔罪的心情。全家人静静地听着,彻夜未眠。

  “中国在哪个方向?”母亲问。

  儿子指给了她。

  从此以后,这位母亲睡觉的时候就面朝中国的方向。

  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是幸福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是幸福的。经历过两种心路历程、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的前战犯们对此有着深入骨髓的体验。归国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总部设在东京,54个支部分布在各都、道、府、县。该会的宗旨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日中友好”。他们通过演讲座谈、文艺演出、撰稿出书等形式,反省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他们为发展中日友谊而热情奔走,为推进世界和平而四处呼吁。

  从50年代起,“中归联”发起了查找中国烈士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烈士是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是孤独的幸存者,被发现后,“中归联”的会员们自动地保护在他的周围,以防不测,直到把他送回祖国。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该会的会长,致力于该会的事业,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周恩来赠给他一套中山装。

  岛村三郎写了《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详细描述自己在狱中思想感情的转化过程,控诉了日军的兽行。铃木启久在《无人区》一文中,以忏悔的笔调追忆了日军制造的地狱般的情景:

  “过去美丽茂密的大森林,现在变成了头上长了一块块秃疮一样丑陋的山岭。什么景致也没有了,只剩下烧得焦黑的枯树杂乱无章地站在那里,鸟雀不知飞往何方了,悦耳的鸟鸣声已经绝迹。农家的房屋一间也不剩,昔日的和平村庄变成一片片黑褐色的焦土。那一株株焦黑的枯树,仿佛在那里低着头哭泣;那一堵堵断垣残壁,仿佛心里埋藏着千仇万恨。过去林间、村旁的河流,河水被烧焦的枯枝败叶、破衣烂裳堵塞了,从河床里溢出来,流向四面八方。原来那种仿佛情侣私语般潺潺的流水声,现在已经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哭诉声……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村庄变成了人声绝、禽声断、冷冰冰毫无表情的旷野了。”

  这篇文章收入《三光》一书,该书初版时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居战后第二位。此类书籍,还有《战犯》、《天皇的军队》、《虏囚记》、《壁中自由》、《诞生》等15种。

  “中归联”的举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失业,讥笑,谩骂,恫吓。“中归联”不屈服,他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活下去,就是破釜沉舟也要干到底!”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们决心写作,把在中国关押反省的真相告诉关心我们的广大日本国民。在战争中,作为军队、警察和官署等国家机构中的一名成员,对于奉上级命令所犯的战争罪行要不要负责任,中国用道理来启发说服,使我们获得了正确的认识。这不是什么‘洗脑’,而是使我们在良心上受到自我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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