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10点半钟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独立守备第二营发生激战。"
事关重大，片仓立即通知石原、竹下、新井、中野等参谋到三宅参谋长官邸集合。他顾不上还穿着和服，匆忙扎上一条裤裙便跑向三宅官邸。
三宅急急地看了电报，立即给本庄繁司令官挂电话，接电话的副官并不惊讶，不紧不慢地说："本庄司令官巡视辽阳刚刚回来，正在洗澡。"三宅请求本庄司令官速往司令部，令参谋们也速往。
参谋们走出三宅的官邸。片仓和武元在官邸前的柳树下停住脚步，并叫住了走在前面的中野和新井。
"喂！"新井首先挑起了话题；"我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你们怎么看?"四个参谋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数新井少佐的资格老一点。他一挑起话题，几个人就议论开了。
"前几天花谷喝醉了酒，曾向我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件事？"片仓所指的花谷是在奉天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建川少将来满为理由，昨天急忙从辽阳返回奉天。石原呢，刚才那样紧张的时刻，我们几个都穿着和服，只有他一个人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
中野和武田谈了对疑问的感触，认为"他们是想背着我们抢头功。"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上回炸死张作霖，板垣和石原也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他们陷入了沉默，向漆黑山峦前的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走去。
事隔十五年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头发梳得干净整洁，戴着眼镜，看上去年轻精干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用高亢的英语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发问："你可承认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前曾持有作战计划?"
板垣征四郎："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
中国检察官倪征*:"我不想听说明，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
板垣："作战计划由作战主任负责，是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制定的，就是说在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编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
中国检察官："但是你的供词中说在没有中央的承诺下编制成了这一作战计划，而现在却说是根据中央的训令制成。难道你不感到矛盾的吗?"
板垣："我想熟读供词就会明白了。在此再说明一下，在供词中提到关东军尽管多次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提供新式武器，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关东军方面只好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制定出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供词的正确理解。"
板垣不能自圆其说，便以蛮横的态度反驳中国检察官的质问。倪征*怒火中烧，当场出示了币原外相于1938年9月发给日本驻满总领事的电报：
"最近关东军板垣大佐等，在贵地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操纵'国粹会'和其他中国浪人进行种种策动，据言'发本月中旬为期限，断然实行具体行动'云云。需部署取缔其一伙浪人的策动。"
读完电文，问其有无此事，板垣只好使出耍横搅赖的无招之招："其电报内容实属无稽之谈。据我回忆那是在沈阳事件之后的事情，参谋长三宅少将给我看过了，按他的话来说不值得一提，只是去总领事处开开玩笑而已……"身材矮小的板垣站在被告席上不断地搓手，托眼镜，青白的脸微微胀红，显得烦躁不安。
事情正如片仓参谋们在那天晚上猜测的那样，法庭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板垣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阴谋炸死了张作霖，企图吞并东北，但心怀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却挂起了南京政府的国旗，使日本的图谋受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了新的阴谋。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伙同另一个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和锦州等地侦察地形，刺探军事情报，暗中研究制定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板垣估计，当时张学良约有25万东北军，其中约有2万精锐在沈阳附近，并拥有飞机、战车和军工厂。而关东军仅有1万零9百人在沈阳附近。板垣与石原等人于是密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先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满蒙"。为此板垣在东北和日本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和宣传煽动的活动，悄悄布置兵力，占据了东北军营区对面的所有战略要地。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板垣认为攻击沈阳必须用大炮，便与陆军中央机构商议，从日本国内调运来两门口径24cm的榴弹炮。大炮用客船从神户起运，到大连上岸时，为掩人耳目，参加搬运的关东军士兵都装扮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说装炮身的木箱是一个什么大官的棺材。为了安装和隐藏大炮，事先挖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深坑，说是挖游泳池；还制作了一间10米见方、高7米的马口铁棚屋，工程于午夜12点至凌晨3点秘密进行，限三天完工，由于繁重和酷暑，不少人得了夜盲症。
"九·一八"事变和黄金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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