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每一级官阶，每一枚勋章，而今都成了通往绞刑架的梯级。他那衰老的心脏和身体支撑不住了。他用颤抖的笔触写下了遗书：
"余任军中要职多年，如今国家遭此罕见之悲惨结局，余即便退役犹不胜惶恐，实感罪该万死。"
"满洲事变之起因乃系排日达至顶点之炸毁铁路行为所导致者，关东军出于自卫不得不尔。并非政府及最高军部所授意，其全部责任当由彼时之军司令官之本人肩负。于兹引咎与世长辞，衷心祝愿圣寿万岁，国体永存，国家复兴。"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位于赤坂一号街的陆军大学，在职业辅导会的一间空屋里坐下，按武士道的方式，用一把钢刀剖开了自己的腹部。一名美军士兵听到了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我是天皇陛下的侍从武官长……"
事后人们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份遗书。在叙述了沈阳特务机关的电报内容后写道："接到上述急报，我来不及等待中央的指令，便立即向各地所属部队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这后一份遗书暴露了事情的真相。而两份遗书合在一起，就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本庄繁意在以一死报答皇恩，逃避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惩罚。已经说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帮助战犯逃避公正的裁决。他死于历史和人民的冷静之剑。
群凶殊途同归(2)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完全是有预谋的，而且不仅仅限于本庄繁以下的关东军。事变发生前不久，本庄繁曾给当时的陆相南次郎写过一封亲笔密信，信中露骨地写道："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当今之世界。"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法官问及"九·一八"事变是否预先策划好的这一问题时，公诉方的证人田中隆吉简练而明确地回答："是。"他进一步证实，陆相南次郎也积极参与了阴谋活动，在关东军中还有石原莞尔。田中表示，他了解这些内幕，是由于他在参谋本部专门跟踪研究满蒙事态时，掌握了大量材料，而且不止一个当事人曾亲口向他说起过详情。
田中隆吉将军战时在陆军省任职，负责领导军务局，该局负责督查部队的士气与表现，它掌管的档案里记录渗透着日军的大量罪行。关键还在于他勇于揭露事实真相。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来说，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于是，律师们对田中展开了攻击。当然，他们没有事实作为武器，只能施展诋毁证人人格的手段。日籍律师早志和美籍律师沃沦说，田中干过不可告人的勾当，他怕落入被告席，他在巴结法官。
律师的诋毁也许是好事。田中继续作证说：南次郎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同外相币原男爵"个人交恶"，就是因为币原在满洲奉行"消极政策"，而南次郎则竭力推行"积极政策"。
法官传唤币原作证。
公诉方代表把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林总领事给币原的几份电报放在审判席上。这些电报告诉外相：关东军正准备占领满洲。"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军官一手制造的。日军正在这里谋建傀儡政权，土肥原在加紧活动。
法官问道："你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币原回答："我及时把林的电报复制本转呈给首相、陆相和海相。"
"那么，陆相南次郎都做了些什么?"
"内阁决定制止关东军非法妄为的行动。南次郎为贯彻这项决定已竭尽了全力。但可惜，他在满洲的各部队没有执行命令。"昔日的政敌而今成了落在一个陷阱里的困兽。
公诉方当即利用经南次郎授意、由参谋副总长1931年9月20日发给关东军的电报，揭穿了币原在律师支持下编造的谎言。电文充满了强暴和杀气："驻满洲日本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发来关于军队行动的报告，我想它没有根据。我们要努力查清其缘由，并竭尽全力制止这类不爱国的行为。我认为，如果这类不爱国的行为继续下去，军队就应该宣布自己坚定的决心。"
南次郎紧挨着东条英机、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紧张坐立的姿势让人感到他很累，他长着白色长胡子的松垂的脸颊不停地弹跳抽搐。听到这里，他的上下眼睑紧紧地咬在了一起，额头上鼓起了大颗的汗珠。
自从开庭审讯以来，南次郎所犯的罪行就像一只大手，它正在他的上方慢慢地向他收紧，它的五根手指投到他四周的阴影还很稀疏，他悄悄地冷静地寻找着机会，想瞅冷子从阴影的缝隙间钻出去。现在，它猝然一下抓住了他，冰冷铁硬的指甲勒进了他的胸骨，使他喘不过气来。
1931年9月中旬，关东军酝酿的大动作让若槻礼次郎首相察知，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尚须隐忍一年，但自己又无力制止，便向天皇禀奏了这一消息。9月14日，天皇召见了南次郎，向他追问此事。南次郎当然不会如实禀报，否则他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泡汤。实际上他非但知情，还是一个有力的参与者。他不断地同本庄繁保持着联系，并且在两个月前按板垣的攻城计划，批准给关东军运去两门24cm口径的榴弹炮。在6月上任之初，他便借助"中村事件"在日本内阁煽动战争情绪。所谓"中村事件"，即中村震太郎等日本特务在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时，被中国东北邹作华的屯垦军抓获并处死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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