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投降，他在人们眼中无疑成了一个战争嫌疑犯。为了逃避审判，他便真戏假做，把自己装扮成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战士"。1937年，石原担任了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副手，两个热衷于权势的狂人撞到一起，很快就产生了势不两立的矛盾，石原讥诮东条是"亲爱的傻瓜"，东条则处处压制打击他。东条得势后，石原被迫退出军界闲居在家。这种狼与狼的争斗竟使其中的一只变成了"羊"，这只"羊"竟然越来越像羊了。他玩起了超级智力游戏，接二连三地发表"和平"文章，还向麦克阿瑟提出在日本实行"超阶级政治"的设想。麦克阿瑟终于没有逮捕他。
群凶殊途同归(4)
石原果然是甘心放下屠刀，将功赎罪了吗?他掩饰得再好也有他掩饰不住或不愿掩饰的地方。仅以两件事为例。
一是板垣的内弟、也是他的个人辩护律师大越兼二，为了替板垣开脱，特意委托自己的亲信前往山形县鹤冈，把歪曲事实的辩护要点送给石原看，以便达成默契，并让他称病躲过法庭的追究。当时石原正在那里的家中种地。信使一走，他立即躺在了床上称病不起。二是在1947年5月，山形县酒井市临时法庭传石原提供证词。他回答检察官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盘问时说："正如我多次陈述的，当时中国军队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实在无可奈何，对方的冲击使我们产生了恐惧感。或许我误解了检察官的审讯，您是否认为所谓的武力冲突是由日本军队挑起的?在我关东军方面以前曾发生过河本大作事件，为此河本大作受到了处罚，使关东军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是对方挑起的，我们决不能逃避军人的责任。"
天网恢恢，石原莞尔终未能逃脱天罚，于1949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周年日病死家中，比东条英机的死晚了不足一年。
板垣提到的炸死张作霖事件，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序曲，其主谋河本大作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928年4月初，蒋介石指挥北伐军挥师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由于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元气大衰，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连连失利。日本关东军见时机已到，预谋当张作霖的军队败退到东北时，以战乱波及满洲、必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由，一举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他成为光杆司令，然后胁迫他当傀儡。但由于大举侵略的准备与时机都不成熟，天皇迟迟不下敕命。6月前后，大量奉军撤至东北。身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被迫放弃原计划，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运思，他设计了一个万全的谋杀方案。他把守备皇姑屯地段铁路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队长东宫铁男中尉等叫到自己的宿舍，向东宫交待了任务，亲手交给他一千元行动经费。1928年6月1日夜，北京车站空荡无人，张大帅与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坂西特务机关副官土肥原贤二道别后，登上了他的专列花车。4日拂晓，河本大作登上沈阳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的了望台。5时30分，张作霖的花车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轨旁。浓烟散去，现场竟然躺着三具穿着北伐军士兵服的尸体。身负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到沈阳督军府，"凶手抓到了没……"他想抬起留着大胡子的军阀的面孔，但是死神已经降临。
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了河本大作的手记。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千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可惜这个材料一直被密藏着，迟至70年代才被发现，如果当时就被国际军事法庭掌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推断会更加准确有力，一些重大的历史结论及某些战犯的命运将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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