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2)
当晚，全所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气氛是灼烫而紊乱的。经过孙明斋和副所长曲初的努力，大家逐渐冷静下来。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孙明斋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总理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这样做就如同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谁如果怕小鬼子，谁可以打报告调工作。”
听说是打鬼子，一个个的眼睛里都放出了亮光。“噗”，有人还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磨拳擦掌摆出了架式。
从精神上消灭日本法西斯。大伙研究了教育改造的方案，制定了争取、分化、瓦解、孤立的斗争艺术。
管理所把100人的校官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中国人民却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晚上，他们以祈祷般的感情唱起了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像是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曲。这边的歌声还没落，那边就有人撕扯着嗓门唱道：“烧光的大粪，烧光的大粪，在烧光的大粪上飘扬起红旗。”
“顽固组”的战犯们放肆地大笑。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四个监房便串通起来，主动发起进攻。晚饭后，“顽固组”四个监房的战犯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日本歌曲。这间监房里传出了《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那个监房里唱起了《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四个监房的战犯一边像发疯一样地狂呼乱吼，一边有节奏地拼命拍掌、敲打床板，狂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监狱。
校官、将官、尉官，那些顽固的家伙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挥舞着拳头叫喊：
“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帮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无权关押我们！”
“我效忠天皇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宁愿为天皇而死！”
“赶快把我们统统地放了，不然日本政府是不会答应你们的！”
“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再让太阳旗在这里飘荡！”
藤田茂骄横地说：“日本对中国作战，要说有罪，日本人民全都有罪！”他还扬言要自杀。铁警中将司令官濑谷启还写信给儿子，要他“参加日本军队，为天皇效命，为父报仇”。中尉毛高友赋诗曰：“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少尉三轮敬一吓唬同伴：“谁要是交待罪行，就等于伸出脖子自愿让中国人杀头！”岛村三郎等战犯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抗议书，暗中传到各监房进行讨论。
管理所严厉地训斥了战犯的狂妄言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把岛村三郎等7名闹得最凶的战犯实行单独监押；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组织系统理论教育；对重点对象，由管教干部分工调查，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进行政策攻心。
从调查中了解到，24名将官中近半数存有自杀念头。管理所严正告戒他们：“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是抗拒认罪的行为，死后也同样要治罪！”
岛村三郎被关在单人监房中，一会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一会儿感到恐惧。他感到精神很累，就木木地坐在地铺上，呆呆地望着从窗口投进来的一动不动的阳光出神。他听到门响。佩带着中尉军衔的张绍纪指导员走了进来。
张绍纪穿着锃亮的黑色筒靴。他走到地铺边坐下，把一沓白纸和一支铅笔推给岛村三郎。“岛村，”他的神情严肃、而声音柔和：“把你所犯的罪行写出来交给我，尽可能写得详细点。”
“我没有什么罪恶，前几天在礼堂我已经说过了。”
张绍纪依然是不温不火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把你自以为做得对的所有事情详细地写出来。”
岛村三郎原以为今天又少不了要吵一架的，这下只能把憋足了的邪气泄掉。张绍纪是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次子，曾与其父亲一道被关押在伯力战犯收容所，照顾他年迈的父亲，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军官，战犯们这才弄清张中尉的身分，他原来是隐藏在他们鼻子下面的共产党员。岛村三郎刚知道这件事时，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也把张绍纪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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