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过晚会后，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很少出来，溥仪的脏衣服集了一堆，小瑞也没拿去洗。
这天轮到溥仪值日，蹲在伙房的栏杆边上接饭菜，由小瑞传递。临了，小瑞悄消塞给溥仪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溥仪不动声色。饭后，他装作上厕所，坐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打开纸条：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帮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仿佛一记冷棍当顶砸下，胸中来不及升起怒火，一股寒气便当顶压向全身。他们都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过去的一切。溥仪靠着墙根孤零零地想。众叛亲离。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真厉害。“主动交待，可以宽大处理”。冥暗中这句话像一盏桔色小灯，照着似有似无的小路。溥仪伸出手要抓住这盏小灯。他一把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我有件事要向政府坦白。”
溥仪交出了468件幻烁着珠光宝气的首饰。回到监房，他受到了表扬：“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其实，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在苏联的时候，他们还悄悄地称我“上面”，回国后称我“先生”。现在，他们心安理得地对我称起“老溥”来了。“老溥”，哼，听上去扎耳、滑稽，但总比“八杂市”强多了。有人在背后管我叫“八杂市”，把我比成哈尔滨买卖破烂的地方。
溥仪被旧臣和仆从推拥着，开始反省坦白自己的罪行，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
他学会了缝洗被子、糊纸盒。
1935年4月，溥仪以“满洲国”皇帝的身分访问日本。横滨港上空有百架飞机编队欢迎。裕仁亲到东京车站迎接。由裕仁陪同检阅军队。参拜“明治神宫”。慰问在侵华战场挨了打的伤兵。溥仪晕呼了，在与裕仁天皇母亲作别时，眼中含满了无耻的泪水。
回长春后，他把担任伪满高级官员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统统召集起来，信誓旦旦地在厥词：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如果说1932年签定《日满议定书》是迫于压力，这时候却已经心甘情愿地做傀儡了。日本人在东北进行屠杀、掠夺、贩毒、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阴谋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切罪行，都与溥仪集团这个帮凶有着密切的联系。检察人员根据残余的伪满档案材料统计，由伪满军队直接杀害的抗日军民就有六万多人。
东北人民的控诉和仇恨从四面八方而来，像烈火，像洪水，像酷寒或炎热的气候。溥仪的旧臣甚至侄子、妹夫也加入了进去。老万在检举材料里写道：“晚上我入宫见溥仪，他向我出示一张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小瑞写道：“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曾有一个孤儿被打死。”大李写道：“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要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或动作稍慢一点，他就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溥仪看到了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似乎变得勇敢了一些。他在最后一份检举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超越恐惧的心中充满了懊悔和悲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而孙明斋所长却对他说：“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法国记者斯梯林·温德尔这样描述了这位傀儡皇帝的前半生：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旧损的黑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他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推下了皇帝宝座。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1)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南满抗日义勇军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义勇军转移后，日军包围了村镇。兽兵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挨门挨户地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全村的三千人聚齐了，汽车上的兽兵揭去了蒙着六挺机枪的黑布。霎那间由人头组成的黑土地低下去一大截，血雾升腾，蒙住了灰色的天空。
兽兵们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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