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次南门，就是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花溪大道，笔直地通向云贵高原明珠花溪。如果去到花溪，那就更让人陶醉了！那里的黄金大道（阿哈湖畔一条秋季被金色落叶铺满的林阴道）十分出名，花溪的水又是碧蓝、五彩的，和他曾经在四川九寨沟看到的一样。还有那个叫阿哈的姑娘，想起来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他想念她的气息，她的苹果香（她脸上淡淡的高原红，也如同高原上秋天苹果的颜色）。他曾经按约定在零点为她祷告过，但后来因为他的作息毫无规律，常常因为疲惫、因为惆怅早早睡眠，就暂时放弃了对她的这个承诺。
秋日不多，本来想好了去山上画几天画，画箱也准备好了，没想到一夜秋雨之后，天空从此布满阴霾，阴雨霏霏，大街漫溢着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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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忧郁的颜色(3)
这样的日子，他再不愿出门。
秋天过后是冬天，贵州的冬天湿冷，数九才开始，就常常雨雪纷纷。雨夹雪之后，原本高低不平的城市街道就被坚硬铮亮的桐油凌锁住，市内公交车也要套上铁链才能走，行人摔断腿脚的事每天都有发生。
上班无事，就看《黔都市报》，一路看下去，菜价又涨了多少，医院又将纱布留在病人的肚子里，考古专家在可乐发现夜郎古墓，等等。这些俗世间的事儿，颜如卿过去不甚了了，也不喜欢，如果有人在旁边唠叨，他会恍惚，现在却将他堵得慌了。
颜如卿刚到贵州的时候，甚至连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后来文联又从基层群众艺术馆调来一些人，就在狮子山下杂志社的仓库上建了一层简易房给他们住，长长的走道，颜如卿住最里一间，厕所是公用的，就在楼外山脚下，是简易设施，一到雨天就没法用，家家都备了马桶。颜如卿不好意思和那些妇女儿童一块涮马桶，就坚持去厕所，有时候冒着雨，才蹲会儿衣服就湿透了。
同事兼邻居的老婆，曾经暗示要给他介绍对象，是她的一个什么表妹之类，人在遵义，想找个云贵的对象，结婚后好调来云贵。看他窘困又茫然的表情，媒婆认为是不领情不给面子，就常常在他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用力将门摔上。
这女人本来是老三届的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又不幸被地痞流氓奸污，后来人就变了，对男人忽而热情得不得了，没有了分寸，忽而又十分敌视，欲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她年过四十才嫁给一个比她小好几岁的阮姓男人。
男人头大，原先在民政部门做会计，蛮老实的样子，后来写了个讽刺自己上司的小说，竟写得入木三分——人们才知道他天天老老实实在上司面前屁也不敢放，原来一直在就近观察并且憋足了劲要拿起笔做刀枪——就此改行进了群众艺术馆。群艺馆发工资不正常，他自己又是个王老五，就靠自身找出路：经人介绍了个据说能干又有背景的老婆。老婆年纪比自己大不要紧，长得丑不碍事，关键是能来事——还真是老婆不知想的什么法将他调进了《黄果树》编辑部。
这阮大头成天哼哼着不出声。常有人向他告他老婆的八卦状，他哼哼着对人家露一个十分难为情的笑容，赶紧低下头去在一桌子灰尘中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圆珠笔写的稿件。
颜如卿心里很看不起这个同事，觉得他可能智商都有问题。但大智若愚啊，他对待所有的人和事都是一种谦卑包容的态度，实在是那些性情中人、情绪化的诗人作家画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这不，年年被清高的文人们推来推去的先进工作者最后都评给了他。
社会学家说个人进入群体、少数融入多数之后，智慧被消减、素质被拉低。所以，社会精英害怕的不是自己不够优秀，而是被这个“大多数”吞没。
阮大头就是这个“大多数”。
颜如卿自己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办公室，阮大头和别的三个编辑共处一室，四张写字台上堆满稿件并覆盖着灰尘，屋角的破扫帚、湿拖把散发出下水道的龌龊气味。
但颜如卿没有一点优越感，相反，他潜意识里有被这些低级的“大多数”欺压的担忧。
每到下班时刻，大家都走了，颜如卿就有不知去哪里、做什么的困惑。
他的担忧，不久变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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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马车从郊外驶来(1)
2.马车从郊外驶来
阿哈就在这时再次出现。
那是个周末的早上，太阳裹在浓雾里，山上草木覆盖着初冬的寒霜，阿哈找到相宝山文联的大院里来了。她急急跑来，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奶黄色小棉袄，领口上绣了一朵粉蓝的月亮花——她母亲伶俐的标记——浓密的头发藏在那种乡间少数民族常用的红色棉布头巾里，双手套在袖筒中，哈着热气，脸蛋儿紧致、鲜红，如同陕西小贩的“国光苹果”。大院里老槐和耀明几个蹲在石凳上侃天，他们没有认出她来。因为小颜经常周末也待在办公室看书，他们就告诉她颜如卿办公室的位置。
去到楼里，值班的老头却像个无能却又心理淫秽的公公，看她是个莽撞的乡下姑娘，就拦下她反复盘问：“哎哎，干什么？从哪里来的？”
“哦，我从花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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