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从第二诊断室门口的病历架上取下第二个病人的病历开始翻阅。诊断概况上写着：白血病，进行过大量化疗。戴维不禁心内叫苦，又是一个需要大量“家庭作业”的疑难病症。病人的名字叫约翰·塔洛，48岁，已经治疗了三年半的时间。
戴维走进屋内作了自我介绍。塔洛是位英俊、友善的中年人，脸上洋溢着同玛乔里一样的热情和智慧。尽管他的病史复杂，但约翰的失眠症比玛乔里的胸痛要容易治疗得多，也会恢复得较快些。经过简短的交谈之后，戴维已很清楚，约翰的病症是由于家人的死亡所引起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反应。戴维给他开了一些睡眠药，确信这一定会帮助约翰恢复正常的生活习惯。
解决了约翰的问题之后，戴维将他的病历同玛乔里的病历放在一起，准备进一步研究。接着他便去寻找苏珊，发现她正在进行简单常规检查的小实验室内。
“有许多肿瘤病人来这儿看病吗？”戴维犹豫地问道。
戴维很羡慕那些选择了肿瘤科的医生们。他很清楚自己不适合这种专业。因此，当他发现自己碰上的头两位病人都与癌症有关时，心里不免有些发怵。
苏珊告诉他只有少数这类病人时，他很愿意相信她的话。当他回到第一诊断室又去取病历时，心里安定了许多。这次不是肿瘤病，而是糖尿病。
戴维的上午过得很快，也很愉快。病人们都很令人高兴。他们都和蔼可亲，对戴维也很尊重。与他在学校实习期间碰上的那些爱刁难的病人相反，这些病人都很愿意遵从他的建议和治疗，对他的到来都表示了感激之情。虽然没有玛乔里那样热切真挚，但都足以使戴维感到乐意为他们看病。
午饭时，戴维在志愿人员开办的咖啡店碰上了安吉拉。他们一面吃着三明治，一面交流了各自上午的经历。
“沃德利医生太棒了，”安吉拉说，“他很乐于助人，乐于教人。我越看他，越觉得他不像我的父亲。他更开朗外露，不像父亲那样保守，而且更热情、更可亲。今天早上我到达时，他甚至拥抱了我。父亲死也不会那样做的。”
戴维把自己病人的情况告诉了安吉拉。听到玛乔里·克莱伯对戴维到来的反应，她特别感动。
“她是位教师，”戴维补充说，“教三年级。她将教我们的尼琪。”
“真是巧合，”安吉拉说，“她什么样？”
“她看上去热情、乐于助人，而且很聪明，”戴维说，“我想她一定是位好老师。问题是她患有转移性乳腺癌。”
“噢，天啦！”安吉拉叹道。
“但她情况还好，”戴维说，“我想她还没复发过，我还没来得及详看她的病历。”
“这病很麻烦。”安吉拉说道，同时想起自己也曾多次担心会得上这种病。
“我唯一感到担心的是这里有很多肿瘤病人。”戴维说。
“我知道那不是你的专长。”安吉拉说。
“护士说我今天连着碰上两个这种病例只是一种偶然，”戴维说，“我不得不祈求好运了。”
“不用担心，”安吉拉说，“我相信你的护士说的是真话。”安吉拉清楚地记得戴维刚做实习医生时碰上几个肿瘤病人死亡时的反应。
“说到担心，”戴维说道，同时凑近安吉拉并放低了声音，“你听说了波特兰医生的事了吗？”
安吉拉摇摇头。
“他自杀了，”戴维说，“他在我现在的办公室里用枪打死了自己。”
“太可怕了，”安吉拉说，“你必须待在那间办公室吗？也许你可以换一间屋子。”
“别冒傻气了，”戴维说，“我怎么对凯利先生说呢？说我对死人或自杀很迷信？我不能那样做。另外，他们重新刷了墙壁，又换了地毯。”戴维耸耸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他为什么要自杀？”安吉拉问道。
“抑郁消沉。”戴维说。
“这我知道，”安吉拉说，“我知道他很抑郁消沉，我也说过这话，你忘啦？”
“我没有说他不抑郁消沉，”戴维说，“我说过他看上去有病。不管怎么说，他是在我们见到他后不久自杀的，因为查尔斯·凯利说他是在五月份死的。”
“可怜的人，”安吉拉说，“他有家吗？”
“妻子和两个小儿子。”
安吉拉摇了摇头。医生自杀是她很熟悉的问题。她的一个住院实习同事就是自杀而死的。
“另外，”戴维说，“查尔斯·凯利还小声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奖励计划，要我把住院率控制在最低范围。我批准的住院人数越少，得到的奖金就越多。我甚至可以得到去巴哈马旅行的机会。你相信吗？”
“我曾听说过这类奖励计划，”安吉拉说，“这是卫生保健组织用来减少开支的一种策略。”
戴维怀疑地摇了摇头。“这种‘有管理的保健制度’和‘有管理的竞争办法’有些实在是令人震惊的做法。我个人认为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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