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躺在自家柔软的沙发上烦躁不安、饱受煎熬时，戈尔杰耶夫上校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正绞尽脑汁，思考着怎样才能找到拉尔金，或者至少弄明白拉尔金是什么人，尤拉·科罗特科夫把注意力集中在米纳耶夫将军同一个戴墨镜的陌生男人的会面上。当时，他一个人无法分身跟踪两个目标。只能等待着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同这个陌生人的再次会面。
“而米纳耶夫并不愿意我到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那里去，”戈尔杰耶夫告诉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说，“他马上就找到有关部门领导中的朋友，他很关心我们是否对他实施了监视。他想抓我们的把柄，想唾手而得。显然，他是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没什么，他不明白我们是怎么知道他与钦措夫的友好关系的，让这个问题折磨他去吧。”
“您仍然确信他们关系密切？”科罗特科夫问，“万一这真是一次偶然碰头呢？”
“假如这次会面是偶然的，他就不会全身紧张了，也不会到处打听我们是否对他进行了跟踪。你们和我都知道，我们无权这样做，而他也知道，这不，他想指责我们采取了非法行动。如果说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孩子们，他如此忙乱，这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特地到科诺瓦洛夫那里走了一趟，向他讲述了我的疑问。科诺瓦洛夫，是个神经健全的老实人，他不能不把我同他的谈话转告他的同事，他是那样地相信米纳耶夫，就像相信他自己一样。而我是想看看，这将会有什么结果。我就这么做了。我确信，请原谅我说得粗鲁，米纳耶夫想玩邪的。也许，在他同钦措夫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成分，只不过是米纳耶夫想借别的某种情况来尽可能地吓唬我。看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为什么惹了一身的麻烦。或者说，他正要惹麻烦。这不，他把一张王牌藏到了衣袖里。”
“什么怪逻辑！”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一开始让我们帮忙，想让我们为他从萨马拉把那个人弄出来，可后来又想加害我们，这不是爷们干的事。”
“但这却很现代，”科罗特科夫指出，“这完全符合时代精神：求人，利用人，用不着了就翻脸不认人。你看看电视，谁都这样。把自己人支使来，支使去。”
“你说得对，孩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的话语里透露出明显的威胁，“不管这多么令人痛心，你说对了。尊敬的米纳耶夫将军是把我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的。科诺瓦洛夫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不能不完成他的要求，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这件事也是不会结束的。现在，他感到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想扭断我们的手脚，首先是扭断我的手脚。我作为你们的领导，向你们两个发出了非法的命令。而你们作为非法命令的执行者，也难逃干系。我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把阿娜斯塔霞拖进来，否则，她也会听到军号就奋勇冲杀的。不过，我的孩子们，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当是这些，而要考虑别的。”
戈尔杰耶夫沉默了，他在狭长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尤拉和尼古拉也不做声地坐在那里，他俩知道，当领导思考时，不能打扰他。
“尤拉说得对，只要需要，有人就会毫不顾惜、毫不迟疑地出卖自己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玩笑，而的确是需要。因此，应该考虑的是，米纳耶夫将军的这种需要会是什么呢？当然了，绝不会是修修汽车的事儿，也不会是屋顶漏水这些小事儿。他为什么要抓咱们非法采取行动这张王牌呢？我的孩子们，是为了掐死我们，并且是悄无声息地掐死，是要切断我们的氧气。他向他的领导报告说，他发现有人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跟踪他的有联邦安全局的外勤人员，并且，他还查明了跟踪他的还有什么人。也就是说，他将会人证物证俱在地当场抓住你们，我的孩子们。此后，我就会被召进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作出某种解释。那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说出真相，但我清楚，用不了半小时，我的这些模糊的疑问和当时的情况就会被米纳耶夫所知晓。另一条路是不说真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谎话。那样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假话怎么说，要使假话不露破绽。要说得流畅。并且，我们三人都要背得烂熟，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是的，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卢亚诺夫突然活跃起来，“让他们整我们吧。我们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
“那丢掉工作你不害怕吗？”戈尔杰耶夫皱了皱眉头，“我说的不是他们逼我屈服的事。你不可怜我这个已经谢顶了的有病在身的老人吗？”
“那样的话，需要好好想想，别把任何人牵扯进去。咱们这么办：就说我们在跟踪一个戴墨镜的人，此人涉嫌参与了一些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就说我们根本没有对米纳耶夫采取措施，而是对这个戴眼镜的人进行了跟踪。戴眼镜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接触，我们就对这个人进行了跟踪，就像驴跟着胡萝卜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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