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他撒了谎。我已派尤拉·科罗特科夫去调查这位邻居的情况了，你去了解一下那个射击狂的身份。我们莫斯科已发生过几十起类似的谋杀案。看看吧，或许，这些案子会因此而破获。如果凶手真的是狂躁症患者的话，那他决非第一次作案，到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案件总是破不了，寻找狂躁症患者比寻找其他精神正常的凶手更难，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
娜斯佳当然知道这一点。自古以来，侦破任何一桩谋杀案都要从寻找“谁是受益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谁会受益呢？俗话说，死者没有了帽子，偷帽子的人就是凶手。这里所说的受益，不仅是指获取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获得心理上的舒坦、解恨。一旦出于复仇和妒忌心理的谋杀案得逞，那么这同样能给凶手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对于凶手来说，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已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找到动机就能找到凶手，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而如果搞不清受害者的死对谁有益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凶手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受害者是偶然撞到枪口上的，那么你就白费辛苦地去找这个疯子吧……
傍晚时分，娜斯佳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几本她个人积累的未侦破案件的分析材料，并把它们摊在了桌上。她决定先把时间限制在最近三年内，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看看三年以前的资料。
娜斯佳积累的未侦破谋杀案是按类别收集的。她通常先列出各种分类方法，然后按各种不同的情况对案件进行分类。有罪犯是否被目击之分，有行凶手段不同之分，有被害者身份不同之分，还有按照案发地点、年代、星期、日期、昼夜时间等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别是按寻常与否来分的，寻常的案子是指最普通的谋杀案，而不寻常案子是指使用所谓“非常暴力”手段来犯罪的案件，即被害者遭到枪支的狂射滥扫，或浑身被狠刺猛戳无数刀这一类的谋杀案。
总检察院那位官员被杀事件发生在一个非节假日的上午，而且是在人群熙攘的地方。凶手射出的子弹足够扫射死四个人的。凶手24岁，男，中等个头，一脸浮肿的病容。娜斯佳心想，这些特征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在娜斯佳收集的资料里，凡有人看见凶手并把凶手描绘成脸面浮肿的中等个青年的案件共有两起：
第一起发生在1993年春天，凶手也是用手枪直接抵近扫射。被害者是个一眼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平常人，可在随后的审查中发现，这名被害者原来是一位狡猾的讹诈者。因此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调查被害者生前可能讹诈过哪些人的问题上。但是在被他讹诈过的人中没能找到凶手。用来打死讹诈者的手枪倒是很快就找到了，可惜上面没有任何指纹，因为凶手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擦掉了。
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发生得稍晚些，是在1994年底。同样有人做证说凶手是个脸面浮肿的人。但这一次的凶器却是一把刀。娜斯佳决定暂时把此案搁置一旁再说，先把谋杀讹诈者一案搞个水落石出。有趣的是，今天上午被抓获的那名凶手在1993年春季那起谋杀案的案发当天正在何处、干什么事？要刨根问底地弄清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想都别想。但是如果能证明这个人在案发当天不具备在莫斯科作案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嫌疑了。
当娜斯佳耳边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时，她不由地打了一个颤栗。
“喂，朋友，你打算回家吗？”丈夫问道。
“怎么，”娜斯佳一边答着腔，一边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摊在桌上的资料，“该回家了吗？”
“我从不强求你，但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回家了。”
“怎么，你需要我吗？”娜斯佳傻里傻气地问道。
“当然不是，”阿列克赛开怀大笑起来，“我为什么需要你呢？你只会给我添麻烦。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娜斯佳，我们邀请了你哥哥来做客，再过半小时他就要到了，你看怎么办？”
“噢！亲爱的，对不起！”娜斯佳不由得“啊呀”了一声，“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好了，我马上回去，你等着。对了，你怎么说萨沙过半小时就到，他怎么啦，是一个人来吗？达莎怎么不来？”
“达莎早就在我们家了。如果你和你哥哥再装模作样，好像你们忙得不得了的话，那你丈夫和他妻子可就要变心了。”
“怎么，两人说变心就变心？”
“不，只有我一个人变心，”阿列克赛“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可要背叛你了，而达莎对自己的丈夫还是那么忠心不渝。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我回去，亲爱的，我在穿外衣。让萨沙在地铁站口接我，好吗？”
挪斯佳迅速把资料放进了保险柜，然后开始穿外衣。说实话，真够狼狈的！邀请了哥哥、嫂嫂来做客，而她自己却迟到了。当然谁也不会来责怪她，但是总觉得有点……
挪斯佳从晓尔科夫地铁站一定出来，一眼就看到了哥哥的汽车。
“你好，亲爱的萨沙，”娜斯佳一边说，一边坐到哥哥旁边的车座上，“请原谅，我太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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