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入胜。”娜斯佳克制地回答道。
“您想说什么？有什么思路吗？”
“有，”她淡淡一笑，说道，“但在这儿说出来不大合适。”
“为什么？”
科诺瓦洛夫终于把头抬了起来，摘下眼镜，打量娜斯佳几眼。
“请允许我问一句，在哪里谈合适呢？要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谈？”
“不，在那里谈就更不合适了。我要是说出这个思路，戈尔杰耶夫非把我开除不可，我还想要退休工资呢！”
“行了，不要再兜圈子了，还是说吧。”将军要求道。
“不要阻挠刽子手，”娜斯佳平静地说道，“显然，他比我们知道得清楚，谁该受到惩罚。问题在于，究竟是椎用这把惩罚之剑斩落了罪犯的头颅。”
“明白了，”将军点了点头问道，“您并不反对刽子手这样做？”
“不反对。就让他给我们指明谁是凶手，不要阻止他去寻找这些凶手。但处决他们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当然，这要放弃一些东西，您大概不准备违反原则吧？”
“那要看是什么事。”
“若我们查到了刽子手是谁，在他没有给我们指明所有的凶手之前，我们将不逮捕他。他可以自由地行动，我们只是远远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得好好设计一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若他给我们指明了凶手，而凶手第二人就被捕了，我们的刽子手就会感到不安了。也许，我们就再也不会知道下一个凶手是谁了。但是，我并不是想从这问题谈起。”
“那从何谈起呢？”
“从那些发案地区的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谈起。刽子手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些系列凶杀案的凶手究竟是谁。依我看，刽子手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不用想就能看出来。他对案子相当了解。要么是因为证据不充分，要么是因为推理不能令人情服，罪犯不能被绳之以法，所以他采取了不符合程序的，甚至是违法的行动。科诺瓦洛夫将军，您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某人是个罪犯，证据也有一大堆，但就是不能给他定罪，将他关进牢里。证据不足。这个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最终，他决定自己亲自对凶手进行审判。在这些系列凶杀案的受害者中很可能有他的亲朋好友，也可能他在办这些案子时犯了些小过失而被开除。”
“比如说呢？”
“打个比方，他在逮捕凶手时，由于情绪激动，将罪犯饱揍了一顿。而检察官认为逮捕是非法的，凶手彼无罪释放了。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当然会苦口婆心地对检察官说，这就是那个杀害了六个姑娘或十一个男孩的疯子。而检察官看了看材料后依然建议将凶手放掉，因为证据不足。那位工作人员因为动手打人和非法拘捕而被开除，您认为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完全有可能，”科诺瓦洛夫同意道，“我终于明白戈尔杰耶夫了。”
“您这指的是什么？”娜斯佳不解地问道。
“的确，除了您，谁也没有能力将那个人从萨马拉搭救出来。我指的是，谁也不会想出一个成功的办法来。您不想换个工作吗？”
娜斯佳没有想到谈话会以这样平庸的结局结束。让她说出自己的想法，看她到底能胜任什么，然后再建议她调一个工作。似乎，精干的工作人员只应该呆在总部机关，而基层只需要一些平庸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她忽然想到了另一位将军，伊万·阿列克赛那维奇·扎托奇内将军，内务部另一个部门的领导。他认识娜斯佳要比科诺瓦洛夫早得多，也深刻得多。娜斯佳敢肯定他非常想把她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工作。但扎托奇内从未向她提过这样的建议，他非常清楚，娜斯佳舍不得离开戈尔杰耶夫上校，离开那些忠实的朋友：热情如火、亲如兄弟的尤拉·科罗特科夫，好开玩笑、喜欢下棋，但绝对可靠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感情脆弱、工作勤奋的米沙·多岑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只有一次，那是在几个月前，娜斯佳因同犯罪团伙接触而被审查。扎托奇内对她说：“娜斯佳，要挺住。要是您的领导不够明智，将您开除的话，我向您保证，您决不会失业的。”好在领导并不是那么不明智，调查顺利结束了。
科诺瓦洛夫狐疑而又略带嘲笑地望着她。
“您不想到我这儿来工作？”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但这次更直截了当。
“请原谅。”娜斯佳含糊地回答道。
“瞧您，用不着这么客气，”将军突然快乐地说道，“我同戈尔杰耶夫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知道，如果有人自己申请，他肯定不会放人。只有那些调到更合适的岗位上或是升迁的人他才会放。但要是有可能，哪怕是极小的可能，他也会竭力挽留。娜斯佳少校，像您上司这样的人真是少有，我很高兴您能理解这一点。到我们的专案组来工作吧，来不来？”
“那要看您让我干什么了？”
“您想干什么工作？”
“将军，您的善意让我感到害怕，”娜斯佳开玩笑道，“当一个大首长对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下属说，您究竟想干什么时，这是山雨欲来，严冬将至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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