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华冷笑一声：“井蛙窥天，蜀犬吠日。看在你是平原刘公苗裔的份上，我便多说两句，免得你糊涂一辈子。这个阵能摄生人魂魄不假，但所摄之人必有取死之道，唯污秽肮脏的魂魄才敷使用。仁人义士，天不能害，邪不可侵，法不得摄，想那顺天知府陈谔刚能犯上、廉而奉公，此阵如何能够伤他？但他过于敬畏鬼神，杯弓蛇影，所以得了心病，加上风寒入骨，病势比平常重些而已。袁忠彻去了一趟，安其心神，想来他的病不日便可痊愈了。”
刘鉴半信半疑，反驳说：“那些打死沈万三的皂隶陆续暴毙，难道他们全都是作奸犯科之徒吗？”
“若非仗势欺人，贪财害命之徒，王某为何单选了他们来行刑？”
“那些踢打沈万三尸身的百姓，难道也全都是恶人？是，践踏尸体，按大明律是该有罪，可顶多打顿板子，罪不致死呀！”刘鉴还是不依不饶。
“哼，想当然耳。你有算过一共多少人去踢打沈万三的尸身？其中死了多少人，还有多少活着么？”
“那邸报馆高书吏之死你又怎么解释？那样一个冬烘先生又做什么奸，犯哪门子科了？”
听刘鉴这么一问，王远华倒愣住了，一皱眉头：“高书吏？那又是何人？”
刘鉴挖土挖得手酸，此时想起老书吏来，他不禁心头火起，当下眉毛一拧，把铁锹往王远华手里一塞，那意思是：“别戳着，你也来挖两锹。”嘴里却说：“便是你诡言要活祭了大钟的那个瓦匠高亮之父！”
王远华手柱着铁锹，慢慢挽起袖管，撇嘴答道：“八门锁水阵只摄恶魂，道理如此，我也不能一一核准。你若提旁人，我还真难以回答，若说高亮之父么，嘿嘿，当日见了高亮，我便算过其父。刘镜如，死者为大，我也不愿多说他的坏话，我只问你，你和他交情有多深，你能保证他从不曾为非作歹？你能保证他毫无隐恶，罪不致死？”
他这几句反驳有点强词夺理，可是也说得刘鉴不禁一愣，哑口无言。刘鉴和高书吏本来也并没有什么交情，根本不清楚对方的为人，他还真没法保证高书吏从来也不曾做过恶事。
王远华一边掘土，一边接着说道：“你回去问高亮也是枉然，其父年轻时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但其子未必知道。所谓‘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八门锁水阵当日要摄走其父的魂魄，连你也无法救下，如果今日要摄走陈谔的魂魄，凭他袁忠彻就能救人成功吗？”
这话可问到了点子上，刘鉴从来就瞧不起袁忠彻，难道自己救不了高书吏，袁忠彻往顺天府随便兜了一圈，却能够救下陈谔来？就算事实确是如此，刘鉴也未必肯信。于是他在心里说：“这王远华倒好锋利的口舌，再多问下去只有吃瘪，还不如顺便问他《镜鉴记》的事情呢。”
于是转换话头，一字一顿地说道：“祖上传下《镜鉴记》的残篇，有云：非刑而怨，其气刚焉，触其身者，皆为所摄。取其长物，定于八方，以拱八门……”
刘鉴的意思，一方面是告诉王远华，《镜鉴记》我也知道一点，你别大言相欺，另方面想套出王远华对《镜鉴记》的认识来。果然王远华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刘鉴的话背诵下去：
“天开西北，而行始于左足；其次为坎，以应休门；再次相循，终之于泽，合七之数。聚此怨魂，镇山锁水，其害有自，利于生民……”
最后一句话，王远华背的是“利于生民”，刘鉴背的却是“利于生人”。那里“人”字一出口，王远华立时心中了然，冷笑着说：“原来你那是唐朝的版本。”
刘鉴细眉一挑，心说：“不会吧……”他也立刻想到了，唐朝避太宗李世民的讳，一律把“民”字改为“人”字。比如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文结尾写道：“故为之说，以俟观人风者得焉。”从来就没有“人风”一词，它的本意应该是“民风”。很多文章在改朝换代以后，避讳的问题就给改回来了，比如世传的韩愈《祭鳄鱼文》中，理该避讳的“民”字出现了七次之多，但也有些并没有改。
难道自己在家里看到的《镜鉴记》残篇是在唐代因为避讳而改错了字吗？人风、民风，不会引起多大歧义，“利于生民”和“利于生人”意思却就满拧了，前者是说对老百姓有益，后者只是说对活着的人有益，对应前后文，很容易造成这活着的人不是泛指，而是单指施法布阵者的理解。也就是说，若按王远华的背诵，这个阵虽然有点危害，却对老百姓有利，当然说不上是邪阵；而按刘鉴的背诵，这个阵害了人，却对布阵者有利，当然是邪阵了。
可是这事儿很难分清真伪，别说王远华只是口头背诵，就算他真拿出一部书来，只要不是三国时代刻版的，谁都难保是后世传抄过程中倒过来把“人”字改成了“民”字——况且谁都知道，三国时代还没有印刷术，书籍全是靠手抄的。
刘鉴满肚子疑问，可又不知道从哪里问起才好，就在这个时候，王远华突然一抬头：“挖到了。”
刘鉴和王远华费了好大劲才掘到那番僧埋下的棺材，但以他们两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把棺材搬出来的——捧灯实在指望不上，他光站在坑边看着就已经是鼓足了勇气——他们只好就在坑里撬开棺材盖子来看。刘鉴想招呼袁忠彻也过来搭把手，但看他和那番僧手舞足蹈地“聊”得正欢，也就不去碰钉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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