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不完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就像我的妈妈。总有事qíng做得不对。”
“我只是提供有用的信息。”
“像我妈妈一样。”
在我的葬礼上，她最后又说那些话，只是这次带了微笑加眼泪：“璧璧就像我的妈妈。她总是慷慨地作出建议。”
我的妈妈没给过我什么建议，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我在上海的童年(1)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qíng，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ròu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ròu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ròu。”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xing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我在上海的童年(2)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nüè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chuī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qíng，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gān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jiāo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两人若有幸活下来，便让下一代联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儿子的那位同志声名远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儿，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妈的家族。贫穷的同志带着女儿去找大富大贵的同志，小心地提起当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门当户对。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仆人们都说我祖父真是一条讲义气的好汉子，硬是bī着长子与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扬的姑娘成亲。难怪这个儿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当然，甜妈有另一番说辞：“你的母亲，是一个勉qiáng算是中等家庭里的小妾生的。那个小妾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到了十六岁仍矮胖不堪，但据说可以像她妈妈那样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荐给了你父亲，你父亲说我真是贤惠的妻子。我坚持公马一定要有母马配，母马生小马，那么他就不是骡子了。”
根据甜妈的说法，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礼貌，像陌生人似的”。实际上，父亲是体贴过头了，母亲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甜妈说：“她是个yīn谋家，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戴着花形发夹，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后抬起脸痴痴地对你父亲笑。噢，我知道她要gān什么。她总是向你父亲要钱，替她的九个哥哥还赌债。得知她家里简直是蛇窝真是太晚了。你长大可别像他们那样，否则我就让老鼠半夜跑进来咬你。”
我母亲确实能生小孩，每年都怀孕，这一点倒是让甜妈说对了。
“她生了你的大哥，”甜妈掰着手指头说，“然后是你二哥。那以后有三个胎儿流产，真是遗憾，可也不算悲剧，因为都是女孩。”
我出生于1937年，那一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与中国军队爆发了异常惨烈的战斗。
还好，当时法租界比较太平，甜妈目睹了我的降生。
“你该看看你妈怀了你九个月的时候。她就像个cha在筷子上的大甜瓜，走路摇摇摆摆……一大早上，她就说要生了，结果害我们足足等了一天一夜。天空灰蒙蒙的，你妈的脸也是……你出生时太大了，难产，接生婆好不容易把你抱出来，满身是血。”
我听了直发抖，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个阿鼻地狱吗？
“你妈给你起名叫璧芳，老天作证，我劝她改个别的名字。她说，‘璧芳——白玉如此美丽’听起来像广告海报，人们都喜欢听。‘璧芳，璧芳，来买璧芳喽！’哈，‘放屁’倒是个适合你的名字。就像你妈放出的一个屁。”
甜妈拿出一个发夹给我看，但死活不让我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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