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者说_麦家【完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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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课堂上!

  这个狗日的!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rǔ。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xing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bào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蒋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qíng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多数同学和老师欺rǔ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个别老师宠爱的甜头。

  蒋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xing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天使,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把歧视当作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qíng况。另一种qíng况是自bào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改变的。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不错,小学五年,我当了三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因为自卑,做什么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包括现在都这样的。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命运的是邓小平。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这时我在读初二。我读的是两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上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gān部”子女的特权。但是那一年邓小平把天变了,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会归结到是我们造了新屋。其实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专门对我讲了一大通话。这些话是我以后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至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父亲围绕着希望我发狠读书的主题,说着说着,变得像一个哲学家,向我道出了一个至真的道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已经忘记父亲有没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发挥的闲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连你家多养一只jī也要没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和运气,云云。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感qíng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生活和事qíng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学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弄鬼,像个愚昧的人。另外,我父亲脾气很差,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要打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我开始发奋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们甲乙两个班共98名同学,最后考上高中只有5个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尽管如此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毒的说法,说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我的命。

  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神秘、更复杂化。

  4.1981年8月29日

  阳光都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里的马路。这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车牌照卡车从富阳拉到杭州,进而拉到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泛黑的沥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梦中的qíng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便装,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经是一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人,qíng如鱼水qíng。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在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他们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做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两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线,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了我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荫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qíng况主动让出大片荫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5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切,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5.1988年1月15日

  这是一本文学杂志的出刊时间,杂志的名字叫《昆仑》,期号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说《变调》就发表在这一期上,责任编辑是海波。

  我真正开始写小说是在1986年,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日记,写了几大本,论字数应该在几十万之上。总的说,我是个耽于内心的人,不爱热闹,不善言辞,写日记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习惯。我喜欢把自己jiāo给自己,jiāo给日记本。在我对门的宿舍里,有一个福建人,姓杨,他也每天要在日记本上涂鸦一阵子。我觉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jiāo成了朋友。当了朋友,就可以说点私密的东西,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日记本里记的不是日记,而是小说。

  他在写小说!

  这确实是个天大的秘密。虽然校方没有明文规定,学员不能写小说,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这会不会“惹是生非”。作为军校学员,我们的举动似乎都是被明文规定了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我们吃不准对错,一般都以小心为妙,不做为好。所以,小说最好是写在日记本上,暗度陈仓,以免犯了哪位教员内心私设的规矩。他还告诉我,小说和日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记记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据可查,小说写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教专业课的huáng老师写成一对秘密的恋人,这可能就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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