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最近的七年中，我在伊斯坦布尔被转手了五百六十次，没有一个家庭、商店、市场、市集、清真寺、教堂或犹太会堂没有进去过。当我四处流浪时，听过各种与我有关的谣言、传说、谎话，数量之多远超过了我的想像。人们不停地往我身上安各种名分：我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是无情的；我是盲目的；甚至连我自己都爱上了钱；很遗憾，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之上的；我可以买所有的一切；我是肮脏的、低俗的、下贱的。那些知道我是伪币的人，甚至会更加生气地对我说些更为糟糕的话。当我真实的价值贬值时，隐含的价值反而升高了。不过，尽管有这些无情的隐义和无知的诽谤，我却看到绝大多数人是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我。我想，在这个没有爱的年代，如此发自内心的甚至是洋溢在外的喜爱实在该让我们感到高兴。
我一条街道一条街道、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过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角落。我看过各种人，从犹太人到阿布哈兹人，从阿拉伯人到明格里亚人，我认识了每一个人的手。有一次我在一位埃迪尔奈传道士的钱包里，跟着他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玛尼沙。半路上，我们不巧遇到了劫匪。他们其中一人大叫：“要钱还是要命！”恐慌中，这位倒霉的传道士把我们藏进了他的屁眼。这个地方比喜欢吃大蒜的人的嘴巴还要臭、还要不舒服。然而很快一切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强盗们没有喊“要钱还是要命”，而是大喊：“要贞操还是要命！”他们排成一列，一个一个轮流上他。我们被塞在那个小小的洞里所承受的痛苦，我就不跟你们提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离开伊斯坦布尔。
我在伊斯坦布尔广受欢迎。年轻女孩们把我当作她们的梦中情人般亲吻；她们把我藏在丝绒钱包里，藏在枕头下、硕大的乳房间，以及她们的内衣里；她们甚至会在睡梦中抚摸我，看看我还在不在那儿。我曾经被收藏在公共澡堂的火炉边、在靴子里、在一间香喷喷麝香店的一只小瓶子瓶底，以及一个厨师拿来装扁豆的麻袋中的小暗袋里。我游遍伊斯坦布尔，被塞在骆驼皮做成的皮带里、埃及格子布裁制的外套内里、鞋子内里的厚布料间，以及五颜六色的灯笼裤的暗角落里。钟表匠大师佩特罗把我藏在一只老爷钟的秘密隔间里，一位希腊杂货商则直接把我塞进羊奶酪中。人们用厚布把我与珠宝、印章、钥匙一起包起来，收藏在烟囱里、火炉中、窗台下、粗茅草垫里、大立柜和箱子的暗格中。我知道有些父亲经常从餐桌上起身，过来看看我是否还呆在原位；有些女人莫名其妙地把我当糖果吸吮；小孩子闻着闻着就把我塞进鼻孔；而一条腿已经跨进棺材的老人们，如果一天不把我从羊皮钱包里拿出来看七次，就会辗转难眠。曾经一个有洁癖的切尔卡西亚女人，一整天下来打扫完屋子后，会把我们从钱包里拿出来，用一把木刷子刷洗我们。我记得有一个独眼兑币商，总是把我们一枚枚叠起来，搭成塔形；一位身上散发牵牛花香味的搬运工，常常和家人一起，像在观赏一片美景似地望着我们；还有那位已经离开人世的镀金师——不需要说出他的名字了——晚上没事会用我们排列出各种图案。我曾经搭乘红木小船旅行，还进出过苏丹的宫殿。我曾藏匿在赫拉特制造的书本里、在散发玫瑰香气的鞋跟里，以及驮鞍的盖布中。我看过成千上百只手：脏的、毛的、肥的、油的、抖的，还有老的。我身上沾染上了各种气味：鸦片窟的、蜡烛制造厂的、鲭花鱼干的，还有所有伊斯坦布尔的汗味。经历过这么多刺激和纷乱后，有一个卑贱的小偷在黑夜里割断了受害者的喉咙，把我扔进他的皮包。等他回到自己邪恶的屋子，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口水，怒骂道：“去死，全都是为了你。”我觉得好伤心，真希望自己马上消失不见。
不过，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便没有人能够区别好画家与烂画家，这将造成细密画家间的彼此互相残杀。所以，我没有消失，而跳进一位最聪明、最天才的细密画家的钱包里，一路来到此地。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比他还要厉害的画家，那么，你就想尽办法，把我抢到手吧。
20我的名字叫黑
我不知道谢库瑞的父亲知道多少我们互通信件的事情。如果看她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害怕自己父亲的胆小少女的模样，我会推断出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提到过我。然而，我感觉事实并非如此。布贩艾斯特眼里的狡猾、谢库瑞现身窗口时的魔力、姨父派我拜访其他画家时的毅然坚决，以及他叫我今天早上去时我从他身上感觉到的无助，全都令我感到不安。
早上，我刚在姨父面前坐下，他就开始讲述在威尼斯看到的肖像画。他说他作为世界的庇护神苏丹陛下的使者，参观了许多宫殿、教堂，以及王公贵族的宅邸。几天当中，他伫立在上千幅肖像画前欣赏，见到了画在挂布上、木头上、画框内和墙上的几千幅面孔。“每一张脸都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人脸！”他说。他深深陶醉于这些脸的多样性，陶醉于它们的色彩，陶醉于上面的那种光线的柔和，陶醉于这些脸的怡人甚至是冷酷的样子，陶醉于他们眼中的深意。
“就像都染上了瘟疫似的，人人都叫人画自己的肖像画。”他说，“全威尼斯每一个有钱有势的人都想要有自己的肖像画，既把它作为他们生活的证明和纪念，也把它作为财富、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暗示着他们一直都在那儿，在我们面前，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他们的与众不同。”
平常他说话时，像是在谈论嫉妒、野心与贪婪似的，话中总是带着一种鄙夷。然而此时，当他谈论起在威尼斯见到的肖像画时，脸上却不时现出光彩，像个孩子般兴高采烈。
肖像画的风气像传染病一样，在有钱人、君主、贵族家庭这些艺术赞助者之间蔓延，一有机会就让别人画他们的肖像，当他们委托画家绘制《圣经》场景的壁画或教堂墙壁的宗教传说时，这些异教徒们热衷于把自己的肖像放入作品某处。是这样的，譬如说，在一张圣约翰葬礼的图画中，你会突然看见，啊，在一群泪流满面的墓园送葬者中，有一位正是那热情洋溢、兴致高昂并自信满满地带你参观他的画廊、为你解说墙上绘画的王子。接着，在一幅描绘圣彼得用自己的影子治疗病人的壁画一角，你一时间忽然发觉眼前那位痛苦挣扎的可怜病人，事实上，正是你和蔼房东那体壮如牛的弟弟，你会因此而觉得这像是一种幻觉。接下来的一天，这次在一幅描绘死人复活的画作中，你会发现画里的死者正是刚刚吃午饭时坐在你旁边狼吞虎咽的食客。
“有些人甚至有点饥不择食，”我姨父恐惧地说，仿佛正在谈论撒旦的诱惑，“只为了被加进一幅画里，他们不在乎被描绘成人群中一个倒酒的仆人，或一个用石头砸淫妇的残忍男人，或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杀人凶手。”
我假装没有听懂，说：“这就好像在那些讲述古波斯传说的绘画书中，我们却看见伊斯玛依尔王登基一样。或者，像是我们在胡斯莱夫与席琳的故事中，发现画中画的却是时代远在其后的统治者帖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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