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目标是快乐，爱情与婚姻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它而使用的手段 一个丈夫、一栋房子、小孩们、一本书。你难道不出来，就算我的处境堪怜，丈夫失踪，父亲亡故，仍然比你那枯燥的孤独无依好得多？没有我的儿子我活不下去，我每天和他们欢笑、打闹、相爱。除此之外，既然你如此想要我，算不和我睡同一张床，也一心想和我一起与我父亲的尸体及难以管教的孩子们共处于一个屋檐下，那么，你得用心听好我接下来要的话。”
“我洗耳恭听。”
“有许多方法可以确保我离婚。假证人可以发誓证明我丈夫出征前允许我有条件的离婚，譬如说，我丈夫曾发誓说如果自己两年内没回来，我就是自由之身。或者，更直接一点，他们可以发誓在战场上看见了我丈夫的尸首，并举出类似于他尸体的颜色之类一些可信的细节描述。然而，考虑到我父亲的尸体及我夫家的反对，利用这些假证人是很糟糕的办法，只要是稍有头脑和谨慎的法官便不会采信。尽管我丈夫出征四年毫无音讯，也没有留赡养费，我们汉那非学派的法官仍无法批准我离婚。相反的，于斯曲达尔的法官知道波斯战争使得像我这种处境的女人逐日增多，而比较有同情心。因此，在荣耀的苏丹陛下和伊斯兰总教长的默许之下，这位法官偶尔会准许其沙菲仪学派的副宗教法官替他处理，通过这种方式，赐予我这种女人离婚的许可，并判给们赡养费。现在，如果你能找到两位证人愿意公开证明我的困境，给他们钱，带他们一起去于斯曲达尔，安排好晋见法官，确定他的副宗教法官会代替他审理。如此一来，他就能凭借着证人的证词准允离婚，并在法官的名录上登记离婚，你也就能立刻拿到判决书，再取得准许我立刻改嫁的证明。如果下午以前你可以办妥这一切返这边，那么，找一位传道士于傍晚为我们证婚一点儿也不难，如此一来，身为我的丈夫，今天晚上你便能与我及我的孩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了你的保护，我们夜里就不会再因为听到房里的任何声响就以为是酷凶手的脚步声而恐惧得无法成眠了。者，当我们隔天早晨发布我父亲的死讯时，你也能使我在外人面前不再是一个可怜无依的女人。”
“好。”黑乐观而略显幼稚地说，“好，我今天就娶你。”
你们记得不久前，我说过不懂自己为何用这种高高在上而虚伪的态度对黑说话吗？现在我明白了： 我感觉有用此种语调，才能说服那小时候就有点愣头愣脑的黑去做一些连我都很难相信能做成的事。
“对那些坚持认为我的离婚和我们的婚礼——但愿我们的婚礼能够举行——无效的人，针对那些会使坏不让我父亲的书得以完成的人，针对我们的敌人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想我不应该让你的脑子变得更，因为你已经比我还要头昏脑涨了。”
“你的脑子一点也不乱。”黑说。
“因为这些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多年来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他相信我所说的，不让他认为这些计划全是从一个女人家的脑袋里冒出来的。
接着，黑说出一句话。每一个勇坦陈我很聪明的男人，都说过同样的话：
“你好聪明。”
“对。”我说，“我很喜欢别人赞美我的智慧。我小的时候，父亲也常常这么说。”
我还想补充说，长大以后父亲就不再称赞我的聪明，但我却哭了起来。我哭泣着，感觉仿佛我离开了自己，成为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女人。像一个读者在书上看到了悲伤的图片难过不已，我从外面看见自己的生活，不禁可怜起自己来。当人像是为了别人的遭遇似地为自己痛哭流泪时，会有那么纯真的一面。黑拥我入怀，顿时一股幸福之感在我们心中散发开来。然而这一次，当我们相拥时，这股舒适却只留驻于我们之间，没能扩散到我们周围与我们敌对的世界
33我的名字叫黑
我那守寡、失去了父亲、伤心欲绝的谢库瑞迈着轻如羽毛的步子走了之后，我带着她身后留下的杏仁幽香婚姻迷梦，呆呆地沉浸在了吊死鬼犹太人空屋里的静寂之中。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但心思却转得飞快，想得我头都要疼了。甚至还来不及好好地哀悼我姨父的死，我已经迅速地跑回了家。一方面，疑虑之虫啮咬着我，诉我说： 我是谢库瑞伟大计谋里一颗棋子，她在耍弄我；然而另一方面幸福婚姻的幻想固执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我的女房东在门口拦住我，盘问我上哪儿去了，为么这么大清早回来。与她交谈了几句之后，我回到房间，拿出藏在床垫里的腰带，从衬里取出二十二枚威尼斯金币，用抖的手指把它们放进了钱包当我再度回到街上，立刻明白，谢库瑞那双黝黑、泪湿、忧愁的眼睛，将会萦绕我的脑海一整天。
我向一位永远笑嘻嘻的犹太兑币商换了五枚威尼斯狮子金币。接着，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了这个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跟你们说起过的住宅区（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区的名字： 雅库特），回到了我姨父家所在的街道，我过世的姨父与谢库瑞的孩子们就在此地他们的屋子里等我。沿着街道疾走时，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我在姨父过世的当天就在为婚姻的美梦与计划奔波而瞧不起我。接着，着冰雪消融而嘶嘶流着水的喷泉池朝我耳里低声细语：“别太在意，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只管快乐。”“好是好，”角落里一只不吉利的黑猫一边舔着毛一边反驳着我“不过，每个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怀疑你涉嫌你姨父的凶杀案。”
野猫停下了舔毛的动作，我的目光陡然对上了它邪气的眼睛。不用我说你们也明白，伊斯坦布尔的野猫在当地人的娇宠下变得多么厚脸皮。
阿訇先生不在家，我在街区清真寺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和下垂的眼睑，看起来好像永远没睡够。我请教他一个琐碎的法律问题：“个人什么时候有义务出庭作证，什么时候可以自愿出庭作证？”我扬起眉毛专心聆听他倨傲的回答，假装自己是头一次听闻。“如果有其他证人在场，一个人是否愿意作证是他的选择。”訇先生解释说，“不，在现场只有一个证人的情况下，他必须依照真主的旨意作证。”
“我目前便处于这种窘境。”我继续话题说，“尽管情况人尽皆知，但所有证人都以‘又不是义务，只是自愿’的借口，规避自己的责任，不愿意上法庭。结果是，我所帮助的那些人的迫切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个嘛，”阿訇先生说，“你为什么不稍微松松你的钱包呢？”
我拿出我的钱兜，给他看里头挤满的威尼斯金币： 开阔的清真寺庭院、阿訇的脸、我们大家霎时都笼罩在了闪耀的金色光芒中。他问我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姨父大人生了重病，”我透露，临死前，他希望女儿的寡妇身份得到正式确认，赡养费的给付得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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