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格瑞被克斯蒂的苏格兰名字困惑住。她的英语好极了，但是微微带点外国腔调。
她责怪地对他开口。
“你不该来这里说这种话——扰乱人家的心情。他们已经受过了苦难。现在你又用你说的那些话来扰乱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是上帝的旨意。”
他对她一番话说来洋洋自得、能言善道感到厌恶。他想，可能她是那些对灾难求之不得的恐怖分子之一。看着好了，由不得她撒野。
他迅速、冷淡地开口。
“那天傍晚差五分钟七点，我在从‘红明’通往‘乾口’的干道上让一个年轻人搭便车。我载他到乾口去。我们交谈，他是一个讨人喜欢、可爱动人的年轻人，我想。”
“杰克很有魅力，”关妲说。“每个人都发现他迷人。是他的脾气害了他。而且他为人不正，当然，”她若有所思地接着又说。“不过这要一段时间才发现得到。”
林斯楚小姐转向她。
“他人已经死了，你不应该这样说。”
里奥·阿吉尔以微微刻薄的语气说：
“请继续，卡尔格瑞博士。为什么你当时不出面？”
“对。”海斯特显得喘不过气。“为什么你躲得远远的避不出面？报纸上有请求启事——广告。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那么坏——”
“海斯特——海斯特——”她父亲止住她。“卡尔格瑞博士还没把话说完。”
卡尔格瑞直接向海斯特发言。
“我对你的感受太清楚了。我知道我自己的感受——会一直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集中精神继续说：
“继续我的故事：那天傍晚路上车子很多。直到七点半过后，我才把那我不知道名姓的年轻人送到乾口让他下车。这一点，据我了解，完全洗清了他的罪嫌，因为警方十分肯定罪案是发生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
“是的，”海斯特说。“可是你——”
“请耐心一点。为了让你了解。我必须再提一点往事。我在乾口一位朋友的公寓里住了一两天。这位朋友是个航海员，当时出海去了。他把他停放在私人车库里的车子也借给了我。
在十一月九日那天，我得回伦敦去。我决定搭晚班火车回去，利用当天下午的时间去见一位我家非常喜爱的老奶妈，她住在乾口西方约四十英里路波加瑟的一幢小屋子里。
尽管非常老了而且心思不集中，她还是认出我来了，非常高兴见到我，而且十分兴奋因为她看到报纸上报导我将到南极去。我只在她那里待了一阵子，以免累到她，离开时决定不直接循原路由沿海公路回乾口，而是北上到红明去见老坎农·皮斯马许，他的书房里有一些非常稀有的书籍，包括一本早年有关航海的论著，其中有一章我急于复印一份。
这位老先生拒绝装设电话，他认为那是魔鬼的装置，对收音机、电视、电影器材和喷射机的看法也一样，所以我得碰碰运气到他家去找他。我运气不佳。他家大门深锁显然他出外不在。我在大教堂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由干道回乾口，如此完成了三角形行程路线的最后一边。我保留了宽裕的时间好回公寓去拿行李，把车子锁回车库里，然后搭上火车。
“途中，如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的，我让一个不知名的人搭便车，在城里让他下车之后，我继续我的计划。到达火车站之后，我还有空余的时间，走出车站到大街上去买些香烟。当我过马路时，一部货车从转角处快速驶过来把我撞倒。
“根据路人的说法，我站了起来，显然毫发无损而且表现得完全正常。我说我完全没事，我得赶火车，就匆匆忙忙的回车站去。火车抵达派丁顿时我不醒人事被一部救护车送进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脑震荡——显然事后才发生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
“当我清醒过来时，那是几天以后的事，那件意外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怎么到伦敦的。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动身到波加瑟去拜访我的老奶妈。然后，就完全一片空白。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事。看来好像没理由相信我记忆中丧失的那几个钟头生命有任何重要性。我自己或是任何其他人都完全不知道，我那天傍晚开车经过红明通往乾口的干道上的事。
“当时距离我得动身离开英格兰的时间已经少之又少。我被留在医院里，保持完全平静，不能看报纸。出院时，我直接开车到机场飞到澳大利亚加入探险队。曾经有过怀疑究竟我适不适合去，但是我把这个怀疑驳斥掉。我当时心情太焦急了而且又太忙于准备工作，根本没心思去注意谋杀案的报导，而且不管怎么说，在人犯逮捕之后，热潮已经消退，而案子上了法庭审理，案情全盘报导时，我已经出发前往南极了。”
他停顿下来。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大约一个月前，就在我回英格兰后，我才发现。我要一些旧报纸来包标本。我的女房东从她的锅炉室里抱出一大堆旧报纸给我。我把一张；日报纸摊开在桌上，看到上面有张年轻人的照片、脸孔让我觉得非常熟悉。我尽力回想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还有他是谁。我想不起来，但是，非常奇怪，我记得跟他谈过话——话题跟鳗鱼有关。他听我谈及鳗鱼一生的冒险故事听得入迷。然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看着那篇报导，看到这位年轻人是叫做杰克·阿吉尔，被控谋杀，看到他告诉警方他搭过开着一部黑色大轿车的男人便车。
“当时，突然之间，我失去的那一小段生命记忆恢复了。
我让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搭过便车，载他到乾口，让他下车，回到公寓去——步行过马路去买香烟。我对那部货车的记忆只是当它撞上我时的惊鸿一瞥——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医院。我仍然对到火车站去搭车到伦敦的事毫无记忆。我一再看着那段报导。审判是一年多前的事，这个案子几乎已经被人淡忘了。‘一个年轻人干掉了他母亲，’我的女房东模模糊糊记得。‘不知道后来怎么啦——想是他们把他吊死了。’
我看过了那段时期的报纸档案，然后到马歇尔法律事务公司去，他们是被告的辩护律师。
我知道我太迟了，来不及挽救这不幸的孩子。他因肺炎死于监狱。虽然他生前公理不得伸张，至少能在对他的记忆中还他公道。我跟马歇尔先生去找警方。这个案子正由检察官承办中。马歇尔很有把握他会向内政部长报告。
“当然，你们会收到他一份完整的报告。他的拖延只是因为我急于成为第一个让你们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我觉得我在道义上有义务通过这次痛苦的考验。我相信，你们知道我会永远深深感到愧疚。如果我当时过马路时多加小心——”他中断下来。“我知道你们对我的感受绝不可能好——虽然，就法律上来说，我是无可怪罪的——你们，你们所有的人，一定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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