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北朝南的正房，就是一栋大屋顶的主体建筑。中西合璧的建造风格庄重大气。屋顶的琉璃瓦是深绿色的，严丝合缝的青砖承重外墙，每块砖的体积足有常见砖头的六倍之大。从绿漆大门走进院子，不会碰见传统四合院的那面避邪影壁，有两棵桃树拱门。那是我姑夫打进北京城后的四九年栽下的“胜利纪念树”。草木有情，姑夫病逝后不出三个月，那两棵桃树随之枯死……
从大门通过笔直的五丈水泥方砖通道，登上白色天然石材的台阶，推开宽大的两扇带硬木框的玻璃门，就能够直接进入铺满楠木拼花地板的大客厅，客厅的东西两侧是主人的卧室和书房……
儿时的我那个大客厅里，见过许多位被历史记载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号院儿的厨房一一它是用真正的方形大麻石建在地下的，坚固得几乎可以形容它是一处“永久性工事”。要到厨房去，刮风下雨也必须步下一道长近两丈的麻石台阶。冬天供暖的小锅炉房也被很科学地隐藏在这座“工事”的里面。
厨房直接通往餐厅的神秘渠道，是一个两层木格箱子的人力“升降梯”。每当饭厅里的人听到来自厨房的铜铃铛，就应该赶紧摇转升降梯出口边的一只金属摇柄，一下一下稳稳地……赶紧把出锅的菜肴，从一个直径两尺的垂直竖井中，趁热提升上来。那摇柄上的红木把手，早已被磨得光可鉴人。
这是我有生之年亲眼见到过的最别致的一个厨房。
小时候，每次在姑妈家赶上吃饭，我就期待那只铜铃铛发出的’丁当声。然后抢先跑过去，握住那只金属摇柄的红木把手……公务员小李叔叔担心我体力不济，松手把那辣子鸡丁、酸辣汤之类，重新扔回厨师古伯伯那里。他把自己的大手压在我的小手背上，一起用力转动着，提升起冒着蒸汽、发出喷香的两层木箱子……
我一天天地长大了。亲眼目睹了这个院子的春秋变迁……“丈革”中，十九号院儿里搬进了“四人帮”在军内的亲信一家。当黑暗被光明所取代的一天，我看到，姑妈一家失而复得的十九号院儿和房间里包括壁柜在内的家具、设施，被糟蹋得惨不忍赌。就连同样也为“那一家人”奉献过甘甜的一架子葡萄，都未曾幸免……
至今三十年过去了，无论是被赶走后又回来的，还是先赶走了别人， 自己后来又被赶走的，相继也都走到了动荡人生的安宁彼岸。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从遥远的海外走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站在十九号院儿的门口，客客气气地请求姑夫的警卫员允许他们进院看看。用标准的国语说：
“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老宅。”
九十年代中期，老北京改建的大潮汹涌澎湃。十九号院儿差点儿被彻底夷为平地。我毫不夸张地告诉读者：正在大铲车已经高高地、无情地举起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北京文物保护部门一纸“铲下留情”的红头公文……从天而降!于是，十九号院儿的座北朝南的主体建筑——远近一带被赋予雅号的那座“大屋顶”，得以幸存至今。
十九号院儿没了，只有“大屋顶”还顽强地、孤零零地站在皇城公园的一片红花绿草中间。令人颇为费解的是，院儿里一棵高大的白皮松，还有高龄的枣树、花椒和柿子树……它们不但未受到丝毫伤害，还被细心的公园管理人员挂上了一块块小木牌子。就像对待故宫、北海、景山和颐和园那些已俱文物价值的古树、名树一样。
十九号院儿幸存中的“大屋顶”，被改造成专门接待贵宾的茶室。里面所有曾经隔出房间和走廊的墙壁都消失了，整个主体建筑的内部空间，给我的感觉并非记忆中那么宽大。建在地下的石头厨房，成了几个单身员工的集体宿舍——他们对我这“路过的游人”称赞，住在这里真是“冬暖夏凉”呢!
我听说，来到北京的游客只需花很便宜的费用，参加一个叫什么“胡同游”的项目，就会在四下通风的电瓶车上，听到年轻的女导游手指着十九号院儿的“大屋顶”说：
“这就是老皇城著名的‘将军院儿’……”
飘零在海外的我，无数次地梦见这座我美丽的院落……终于，我提笔让自己心中几个聪明、善良的老北京人，走进那座古老的“十九号院儿”里，来扮演我心中的故事、心中的角色——
我写《皇粮胡同十九号》的故事，与自己在日本大量鉴赏推理文学作品有关。我很喜欢这种集社会、文化、民俗、知识、人情……于一体的传奇故事读本。这类风格的作品，极具挑战性——作者必须比一般读者要“狡猾”那么一点点儿。构思好一个完整、合理而又吸引人的推理传奇故事，是最艰难的脑力劳动。我始终对结构故事的能力极不自信，却无法压抑挑战的欲望。将近二十年，我在鉴赏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推理文学作品后，终于第一次斗胆尝试性地提起笔来……
我不喜欢读武侠小说。自己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位下肢瘫痪的神秘老妇人——紫姨。她那一头银发和终年坐在轮椅上的身影，是我生活中几位长辈的缩影——她们美丽、慈祥、睿慧、果敢、学富五车、从善如流……围绕在紫姨身边的几位中、青年：一个律师。一个警探。一个医生。一个记者。一个花花公子。他们就像桃太郎大战妖魔时身边的猴子和小狗们一样，各有所长所短。唯一共通的，无非是人类心中不应失去的正义、善意和友情——他们是我的“梦中人”罢了。
紫姨和她的牌友们，不能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每次抗争的结局，都包含着无奈的妥协。他们这帮“好心人”，也未必就能保证好心不做坏事，违背初衷的客观结果层出不穷……我想，这就是人生永远无法逃避的遗憾——皆大欢喜的大团圆，那是自欺欺人的。
让人物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是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过多顾虑到，对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代刑侦手段高度的科技性——指纹、窃听、录像、电脑、DNA……对于我，阿加莎和柯南道尔笔下，主人公们那富于综合素质的敏锐洞察力，永远充满魅力。如果我让自己的人物活在今天，未必就能够使得情商与智商本身的较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可以说，这是我对自己短弱之处的回避吧。
也有中国的老师批评我：创作风格受日本推理文学的影响过深，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和谐感。因此我也曾担心，风格和结构手法的不同，会不会引起祖国读者的反感?书出了，我只能对作者说，创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是动情的也是认真的。一部讲故事的小说，首先应该好看，其次应该感人。两者兼备，真的很难。但愿《皇粮胡同十九号》能够给读者带来饭后茶余的消遣。我还想再接着写出四到五个发生在“皇粮胡同”的故事，不知是否因“江郎才尽”无法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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