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不是个会休息的人。”
“瞎说。”
格里抬了抬眉毛。“你在开玩笑吗?你老说好长时间没休假了。”
“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那我必须告诉你，我发现了很多你在撒谎的证据。”
“证据?”洛瑞尔有些好笑，“拜托，你也别说我——你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
“1985年6月，马克思·舍尔杰在巴斯举行婚礼。”
“你看。”
“我没说我不一样。你我是同一种人，工作就是我们的伴侣，所以我知道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他用餐巾纸擦擦嘴唇，身子往后一倾，靠在深灰色的砖墙上。“莫名其妙的休假，还怪怪地跑来看我——我猜，这两件事肯定有关系。”
洛瑞尔叹了口气。
“别想拖延时间——这也是证据之一。洛尔，你愿意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吗?”
洛瑞尔把餐巾叠成一个小方块——要么现在说，要么就沉默一辈子。她一直希望格里能一起调查这件事，现在就是请他加入的最好时机。“你还记得上次来伦敦看我的时候吗?就是你来剑桥之前?”
格里用《巨蟒与圣杯》里的台词给予肯定的答复：“当然了!那会儿很开心。”
洛瑞尔笑了笑，也用《巨蟒与圣杯》里的台词来回应：“不要争吵究竟是谁杀害了谁——好喜欢那部电影。”她把盘子里的柠檬从一边拨弄到另一边，心里来来回回地想着合适的词语，但这显然不可能，因为没有合适的话题可以切入那件事。“那时，我们坐在屋顶上，你问我，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暴力事件。”
“我记得。”
“真的吗?”
格里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你还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吗?”
“你说，你想不起有这样的事。”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洛瑞尔轻声赞同，“但我对你撒谎了，格里。”她没有解释说这是为了格里好，也没说当时的她以为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虽然这两条理由都是真的，但现在又有什么要紧呢?她不想给自己找借口，她就是撒谎了，她应该得到惩罚——她不仅对格里撒谎，还对警察作了伪证。“我撒谎了。”
“我知道。”格里啃掉比萨表面的脆皮。
洛瑞尔眨眨眼：“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问的时候你都不敢看我，你还叫我‘格’——你只有非常困惑的时候才会这样叫我。”格里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你可能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女演员，但还是败给了我强大的推理。”
“大家都说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
“是吗?那是因为我并不关心那些事。”他们小心翼翼地朝彼此笑了笑。格里说道：“现在你想告诉我了吗，洛尔?”
“想，很想。那你呢?还想知道吗?”
“想，很想。”
洛瑞尔点点头。“那好吧!”她从最开始说起——1961年的夏日，一个女孩待在树屋里，车道上走来一个陌生人，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她仔细地描述了母亲对孩子深切的爱意，她在门边的台阶上停下来，对小婴儿微笑，闻着他身上的奶香，挠着他摇摇晃晃的胖脚丫。戴着帽子的男人出场，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鬼鬼祟祟地走进农场的侧门，小狗率先发现黑暗的一幕即将来临，它冲母亲狂吠起来。母亲转过身，看见那个男人。树屋里的女孩看见，母亲一下变得非常惊恐。
讲到匕首、鲜血和站在碎石路面上哭泣的小男孩时，洛瑞尔仔细听着自己的声音，仿佛它是别人发出的。她看着桌对面，长大成人的弟弟的面庞，在这种公共场合谈论如此私密的事真是奇怪。但她知道，只有这儿的吵闹喧哗才能让她鼓足勇气，讲出这一切。在这里，在剑桥大学的一家比萨店，周围都是谈笑风生的学生，他们那么年轻，那么聪慧，大好前程就在眼前，洛瑞尔觉得自己与世隔绝，非常安全，也非常舒适。只有这样，她才能坦白一切。要是在格里安静的宿舍里，她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母亲杀死了他，那个名叫亨利·詹金斯的男人就倒在咱们家门前的小路上。”
格里仔细地倾听着，他盯着桌布上的格纹，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他的下巴笼罩在昏暗的灯光当中，他轻轻地点点头，好像表示知道洛瑞尔讲完了，而没作出任何反应。洛瑞尔喝完杯里的红酒，然后又给格里和自己都添了点。“就这样，这就是我看见的。”
格里终于抬起头来看着她：“原来如此。”
“什么原来如此?”
格里有些紧张，他说话的时候指尖微微颤抖。“我小时候经常会看见这一幕——它们就发生在我眼角边，笼罩在昏暗当中。我很害怕，这种感觉很难描述。我转过头来看，但那儿什么都没有，我总觉得我反应太慢了。我心里怦怦直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跟妈妈讲过这件事，她带我去作了视力检查。”
“所以你配了副眼镜?”
“检查出来我有近视才戴的眼镜，它们没有消除我眼角昏暗处的景象，但让你们的脸更加清晰了。”
洛瑞尔笑了笑。
格里没有笑。洛瑞尔知道，他内心的科学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以前无法解释的事情终于有了答案。但身为人子，他却无法面对这样的真相。“好人干坏事，”他抓了抓头发，“天哪，多么血腥的陈年旧案!”
“但这是真的，”洛瑞尔想安慰他，“好人有时候的确会干坏事，他们都有不得已的理由。”
“什么理由?”格里盯着洛瑞尔的样子，好像一个稚嫩的孩子，希望洛瑞尔能够解释这一切。前一分钟他还在兴奋地思考宇宙中的谜团，下一秒却从姐姐那里得知母亲杀过人。“那个男人是谁，洛尔?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洛瑞尔尽量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切，格里这样逻辑思维强大的人会有办法找出其中的缘由。洛瑞尔告诉他，亨利·詹金斯是位作家，他娶了母亲在战争时期的好朋友薇薇安。基蒂·巴克尔所说的，1941年初，桃乐茜和薇薇安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她也如实告诉了格里。
“你觉得，她们的争吵和1961年发生在格林埃克斯农场的事有关?”格里问道，“否则你不会提起这件事的。”
“是的。”洛瑞尔想起基蒂说的，那天晚上她和母亲一起出去跳舞时她奇怪的举动，她的胡言乱语。“我觉得，妈妈对她和薇薇安之间的冲突感到非常生气，所以她要惩罚薇薇安。不管妈妈的计划是什么，事情的结果都比她预期中更糟，但为时已晚，她没办法弥补这一切。所以只好逃离伦敦。亨利·詹金斯为妻子的遭遇感到震怒，所以二十年后才会来找妈妈。”洛瑞尔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能这样直言不讳地谈论自己的阴谋。作为旁观者，她必须冷静克制，尽快找出真相。压力在侵蚀她的内心，但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她压低声音说道：“我甚至怀疑，母亲是不是和薇薇安的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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