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的全员大会她要迟到了，她得在六点前赶回家，和丈夫本顿·韦斯利去健身房，再共进晚餐，然后还要赶去CNN，这是她最不想做的事情。她真不该同意上“克里斯宾播报”栏目。她究竟是中了什么邪才会同意和卡利·克里斯宾一同上节目，谈论人死后头发的变化和显微镜的重要性以及法医科学的其他分支。正因为斯卡佩塔卷入了娱乐产业，法医科学才遭到了人们的误解。她拎着盒装午餐穿过装载间，那里码满了办公室的纸箱、板条箱以及停尸间供应品、金属手推车、轮床和胶合板。她经过时保安正在有机玻璃后忙着接电话，几乎没有看她一眼。
在一条斜坡顶端，她用脖子上吊挂的磁卡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金属门，进入了地下通道。白色地下通道瓷砖打着水鸭绿高光，众多栏杆四通八达，却又不知道通往何处。她刚在这里当兼职法医时经常迷路，结果走到人类学实验室而不是神经病患者实验室或心脏病患者实验室;走进了男更衣室而不是女更衣室;要不就是走到了分解室而不是尸体解剖主室;再不然就是走错到冷藏室或楼梯井甚至在她上了那个老的钢制电梯后上错了楼层。
不过她很快就掌握了这里的平面布局和合理的环形结构，起点是平台。它像装载间一样位于一扇巨大的车库门后。一有尸体被验尸员运输队送过来，担架就会被放到平台上，然后从门上的辐射探测器下经过。如果没有警报响起显示存在放射性物体，比如在某些癌症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则下一站就是地磅，在那里，尸体会被称重和测量。这之后的去向取决于它的状况。如果情况糟糕或被认为对生者会构成潜在危险，那么尸体就会被送进分解室旁边的步入式分解冷藏室，在那里，尸体将在特殊通风和其他保护措施下进行独立解剖。
如果尸体状况良好，就将被推进平台右边的楼道，这段旅程会在某个点上根据尸体的结构分解步骤做各种停留：X光室、组织样本存储室、法医人类学实验室，再经过两间储存尚未检验的尸体的步入式冷藏室，用电梯送到楼上的鉴定室、证据存放室、神经病患者室、心脏病患者室、解剖主室。案子一结束，准备“释放”尸体时，它就完成了一整个循环，复回到平台，不过是通过另一个步入式冷藏室，托尼·达里恩此刻应该就在那里，装在一个密封袋里，放在搁架上。
但她不在。她正躺在冷藏室不锈钢门前的一张轮床上，身份鉴定员在她的脖子上围了条蓝床单，一直到下巴上。
“你在做什么?”斯卡佩塔问。
“楼上发生了一点小骚动。她家人要看她。”
“谁?为什么?”
“她妈妈在休息室，没看到自己女儿不肯走。别担心。我来处理就行了。”那位鉴定员名叫雷内，约莫三十五岁，留着黑色卷发，一双眼睛暗如乌木，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有超乎常人的天赋。如果有人是她摆不平的，那就不是小事一桩了。雷内能化解任何纠纷。
“我想死者的父亲已经做了身份记录。”斯卡佩塔说。
“他填好了表格，然后我给他看了你上传给我的照片——就在你去食堂之前。几分钟后，死者的母亲进来了，他们俩就开始在休息室吵了起来，我打算去劝架的，最后死者父亲气冲冲走了。”
“他们离婚了?”
“显然对对方恨之入骨。她坚持要看到尸体，得不到允许死活不罢休。”雷内用戴着紫色丁腈橡胶手套的手拂去了那个已死女人额头上的一缕湿发，又将几缕夹到了她耳后，确保不露出解剖造成的伤口。“我知道你几分钟之内有个全员大会。这个让我来负责好了。”她看着斯卡佩塔手里拿的纸板盒。“你还没吃午餐?你今天吃过什么?不会跟往常一样什么都没吃吧。你体重减轻了多少?到最后你会被误当作骷髅送进人类学实验室。”
“他们在休息室吵什么?”斯卡佩塔问。
“尸体的安葬地。母亲想将女儿葬在长岛，父亲却想葬在新泽西。母亲想举办葬礼，父亲却想火化。两人都争着要她。”她又摸了摸死者的尸体，好像它是谈话的一部分似的，“接着他们开始相互指责，涉及的内容无所不有。他们吵得昏天黑地，其间，爱迪生医生都出来了。”
爱迪生医生是纽约的首席法医，也是斯卡佩塔在纽约工作时的上司。在斯卡佩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自己当首席法医，就是当私营业主，至今仍不太适应被人管束。但是她也不想负责管理纽约首席法医办公室，就算是有人请她或有这个可能性她也不愿接这烫手山芋。管理这么一间重要的办公室就像当大都市的市长一样。
“嗯，你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斯卡佩塔说，“这么吵下去，尸体哪儿都去不了。除非接到法令，我们要限制放行。你把照片给死者母亲看后情况如何?”
“我试过，但她不愿看。她说她要看她女儿本人，否则不走。”
“她在家属室?”
“我把她留在那里了。我把文件夹放在你办公桌上了，还有相关文件资料。”
“谢谢。我上楼时会去看看。你去把尸体推进电梯，另一头的事交给我就行了。”斯卡佩塔说，“你帮我通知下爱迪生医生，说我要错过三点钟那场会了。实际上，会议已经开始了。但愿在他回家前我能截住他。我需要和他谈谈这起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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