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卡利。我说的是我二十年来一直重申的同一个观点：DNA不是唯一证据，不能代替全面调查。”
“观众们，你们都听到了!”卡利的脸因注射了肉毒杆菌毒素而变得更丰满，也更僵硬，她凝视着摄像头，“DNA不相关。”
“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斯卡佩塔医生，现在，让我们说实话吧。DNA是相关的。实际上，DNA也许是汉娜·斯塔尔案件中最相关的证据。”
“卡利……”
“我不会就此事征求你的看法。”卡利举起手打断了她的话，尝试新的策略，“我只是引用汉娜·斯塔尔的案件作为一个例子。DNA能证明她已经死了。”
演播室监视器上出现的是好几周以来新闻报纸上铺天盖地刊登的同一张汉娜·斯塔尔的照片。光着脚，美丽，穿着袒胸的白色背心裙，站在沙滩边的人行道上，惆怅地面对着棕榈树和斑驳的蓝色大海微笑。
“这是刑事司法部门大部分人的看法。”克里斯宾继续道，“就算你不打算当众承认，不承认事实。”她的声音开始变得有责备的意味，“你是在放任人们作出危险的决定。如果她死了，我们难道不应该知道吗?难道她的丈夫波比·富勒不应该知道吗?难道不应该开始正式谋杀调查，签发逮捕令吗?”
在演播室监视器上出现了另一张刊登了好几周的照片：波比·富勒和他露出雪白牙齿的灿烂微笑，他穿着网球服，坐在他价值四十万美元的红色保时捷的驾驶座上。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斯卡佩塔医生?”卡利说，“理论上讲，DNA难道不足以证明一个人已经身亡吗?如果你在某地获取了一个人的头发，从头发上提取了DNA，比如说在一辆车上。”
“DNA不可能证明一个人的生死。”斯卡佩塔说，“DNA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
“DNA当然能告诉我们，比方说，在车里发现的头发是汉娜的。”
“我不打算评论。”
“而且，如果她的头发显示出分解的迹象。”
“我不能讨论这件案子。”
“是不能还是不愿意?”卡利说，“你有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也许是不方便告诉我们你这样的专家认为汉娜斯塔尔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你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
演播室监视器上开始循环播放另一张照片：汉娜穿着意大利米兰的杜嘉班纳套装，金色长发向后挽起，戴着眼镜，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一张比德迈式的办公桌后，办公室俯瞰着哈德逊河。
“她的不幸失踪也许完全和大家，包括你，想象的不一样。”被卡利当作事实陈述的问题带上了F.李·贝利③盘问的语气。
“卡利，我是纽约市的法医。我确信你懂得我为什么不能谈论这个话题。”
“实际上，你是私人签约的，不属于纽约市的雇员。”
“我是雇员，并且只能直接回答纽约市首席法医的问题。”斯卡佩塔说。
演播室监视器出现了另一张照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蓝色砖墙外观。
“你是无偿服务的。我相信这在新闻中报道过——你把时间奉献给了纽约办公室。”卡利转向摄像头，“我的观众也许不知道，让我来解释下，凯·斯卡佩塔医生是马萨诸塞州的法医，同时也免费兼职为纽约市法医办公室服务。”卡利转向斯卡佩塔说，“我不是很明白你怎么能同时为纽约市和马萨诸塞州工作。”
斯卡佩塔没有搭腔。
卡利拿起一支铅笔，好像要做笔记的样子，说：“斯卡佩塔医生，你说你不能谈论汉娜·斯塔尔案子，这正表明你相信她已经死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那么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她只有死了才会成为你的案主。”
不是这样的。法医病理学家在必要时也会检查活着的病人或参与认定已死的失踪人口的调查案。但斯卡佩塔不打算澄清。
相反，她说：“讨论任何正在调查中或没有宣判的案情细节都是不妥当的。卡利，我只答应今晚在你的节目中广泛地讨论法医证据，尤其是痕量证据，其中最普通的就是用显微镜分析头发。”
“好的。那让我们来讨论下痕量证据，关于头发。”她在纸上敲打着铅笔，“难道检验头发不足以证明头发是从某个死人头上掉下来的?比如说，如果头发是在一辆用来运送死尸的车上发现的。”
“DNA不能证明某人已经死了。”斯卡佩塔重复道。
“那么头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就拿从某处，比如一辆车里找到的、被确认是汉娜的头发来说吧。”
“我们为什么不综合探讨下用显微镜检验头发。既然这是你我达成一致在今晚探讨的主题。”
“那么就综合来探讨吧。”卡利说，“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判定头发是从一个死人身上掉下来的。你在某处发现了头发，好比在一辆车里，你怎么判断掉头发的人当时是死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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