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边打开苹果笔记本电脑一边咬了一口沙拉。是时候和露西联系了。截至当前，她可能已经给自己姨妈打过电话，也许正边听音乐边处理斯卡佩塔丢失的黑莓手机。这不是小事一桩，开不得半点玩笑，自从她意识到手机不见了之后就一直挂记在心上，现在她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有好几个小时都在想手机上有什么，试图想象要是有人进入了她的手机会干什么。她多希望她能回到过去，那时候她最大的担忧是被窥探，有人翻阅她的名片簿或查看电话簿、解剖记录以及她惯常放在桌上的照片。在过去，她对潜在的最有可能不慎泄密的东西采取的措施就是上锁。高度敏感的记录会锁进档案柜，如果她桌上有什么不想让人看到的，她出去的时候会锁上办公室门。朴素简单。只要有良好的常识，都能控制。只要收好钥匙即可。
她在维吉尼亚当首席法医时，她的办公室有了第一台电脑，那也好处理，她对未知的事物并不感到特别害怕，她感到自己能用良好的常识来解决糟糕情况。当然，安全方面会遭受意外挫折，但所有事情都能补救，能预防。回到当初，手机不是什么大问题，她对手机的不信任更多是怕有人可能使用检测装置进行偷听，更普遍的是，人们慢慢会养成不文明和无所顾忌的谈话习惯，谈话容易被人偷听。那些危险和今天的相比不足一提。她无法充分地描述出那种自己经常为某事忧心的感觉。现代技术看起来不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是经常让她烦恼，这次也许会让她遭受重创。
斯卡佩塔的黑莓手机是她的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小天地，里面有手机号码和私人电子邮箱地址，如果他们的私人信息落在了有恶意企图的人手里，他们会非常生气或遭到危害。她最想保护的家人，那些惨死的受害者的家人。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幸存者也变成了她的病人，他们向她打听消息，给她打电话谈他们突然记起的某个细节、问题、理论或只是需要找人倾诉，经常是在纪念日或一年的这个时候，即圣诞节即将来临时。斯卡佩塔和那些家庭以及死者深爱的人之间分享的信任是神圣的，是她工作最神圣的方面。
如果不当的人，比如，一个为CNN工作的人，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中的许多人和非常有名的案子有关。比如其中一个名叫格雷斯·达里恩的，她是斯卡佩塔最后与之交谈的人，在和伯格开完电话会议后，急着赶去CNN做准备之前，下午七点十五分的时候，达里恩夫人曾给斯卡佩塔的黑莓手机打过电话，近乎歇斯底里，因为新闻爆料了托尼·达里恩的身份，并声称她遭受过性侵犯，被殴致死。达里恩夫人既困惑又慌乱，认为头上遭受一击不等于被殴致死，无论斯卡佩塔对她说什么都安慰不了她。斯卡佩塔并没有不诚实，她并没有误导她，新闻并不是她发布的，不是她所言。尽管情况艰难，达里恩夫人需要理解斯卡佩塔为何不能做更详尽的解释。她实在抱歉，但她只是不能进一步讨论案情。
“记得我说的吗?”斯卡佩塔一边跟她说一边换衣服，“保密很重要，因为有些细节只有凶手、法医和警察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现阶段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原因。”
而现在，她这位行事谨慎和道德行为的倡导者却在这里束手无策。据她猜测，有人在一部不受密码保护的黑莓手机里查到了格雷斯·达里恩的信息，而且已经联系了这位忧心如焚的母亲。斯卡佩塔忍不住想卡利在新闻上会怎样狂轰滥炸，详细解说那辆黄色出租车以及它在托尼·达里恩和汉娜·斯塔尔案件中存在的关系，还有已经找到汉娜正在分解的头发的错误信息。当然，作为一名记者，尤其是一名冷血、绝望的记者，都会想和世界上所有叫格雷斯·达里恩的人谈谈。她想起得越多，她失踪的智能丰机会造成恶劣影响的潜在者名单就变得越长。她继续回忆从她开始职业生涯起保存的联系人姓名，最初她写在纸上，最后她弄了张电子表格，随着手机不断升级，电话簿从一部手机转移到另一部手机上，最后输入了露西给她买的智能手机中。
在斯卡佩塔的联系人子文件夹中有几百个人名，她想，如果像卡利·克里斯宾这样的人打过他们的手机、直线电话或家用电话，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再也不会信任她。彭博市长、凯利局长、爱迪生医生、国内外无数位高官，除此外还有斯卡佩塔规模庞大的法医同事和医生、检察官、辩护律师、家人、朋友、医生、牙医、发型师、个人教练、管家。她去过的地方，她在亚马逊上订购的东西，包括她读的书、住的酒店，她的会计师，她的私人银行家。她越是想，这个名单就越长，越长就越闹心。保存到语音邮箱的文件，不用输入密码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观看。文件和幻灯片，包括她从电子邮件中下载的图像，里面有托尼·达里恩的现场照片，卡利在直播中显示的那张照片也许就是从斯卡佩塔的手机中得来的。接着她的焦虑转向了IM，即即时短信，所有那些容许和支持即时联系的措施。
斯卡佩塔不相信短信，认为这种技术是一时冲动而不是进步，也许是史上最不幸和鲁莽的发明，人们在小小的触摸屏和小键盘上写字，而他们本应该去关注更重要的活动，比如开车、穿过一条繁忙的大街、操作危险的机器，比如坐飞机或火车，或坐在教室里、演讲厅里，参加会诊、去看电影或听音乐会，或注意酒店里坐在他们对面的人或床上躺在他们身边的人。不久前，她在纽约办公室抓到一个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在一场解剖过程中发短信，用包在胶乳中的大拇指推动小小的按键。她把他踢出了停尸间，把他从指导名单中去除了，并鼓励爱迪生医生在接待室以外的地方禁止所有电子设备，但一直未能施行。现在懊悔这些太迟了，就算把时间拨回过去，还是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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