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安全问题没那么天真，”泼妇说，“如果是小型犬，用用宠物狗专用尿垫就可以了。很久以前，我养过约克夏，我教它在纸盒里大小便。我把埃维放在手掌上，然后学着大狗朝它吠叫一声，它马上乖乖地跳到我的膝盖上，然后下到地上。只有坐电梯和有人经过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抱起来，除非它和遇见的人很熟。我不太愿意带埃维出去，它毕竟还小，到了满是灰尘的街上一定会得病的。我敢肯定，那个小矮个在‘宠物皇宫’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患上了细小病毒症。”
“你怎么能肯定那条小狗是她的男朋友买的呢?”
“天哪，你怎么这么问?”她双手捧着酒杯，思量着这问题中的含义。马里诺屁股底下的躺椅一直在咯吱咯吱地响。
“我太想当然了，”她说，“也许不是那个男人送的呢!”
“把你的所见所闻讲给我听，别加入过多的猜测。我对每个证人都是这样说的。”
“我是证人吗?”
“你认识她，而且住在她家对面。”
她看到了什么吗?她撕着纸巾，目光茫然地望着天花板，希望那一边千万别有进出屋顶的门才好。
“假设你在写小说，”他说，“你准备好纸和笔了吗?比方说把特莉将小埃维交给你时的场景写下来。我就坐在这儿等，你写完以后读给我听。”
7
“9-11”发生以后，纽约市决定为首席法医办公室修建一幢十五层高的蓝色玻璃DNA检验大楼。
通过短串联重复序列、单核苷酸多态性和低拷贝数描绘等前沿技术，科学家可以对仅有的十七个人体细胞样本进行分析，并且花费不了多长时间。碰到紧急案件，伯格希望能尽快得到结果时，几小时内就能得到分析报告。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伯格说。
她把分析报告的复印件递给本顿，女服务生在一旁默默地为他们添上咖啡。
“只有些似是而非的数据，”她说，“实际上，特莉·布里奇斯的阴道分泌物样本和我在以前其他几起案件中看到的一样令人困惑。没有精液或别人的DNA。我跟莱斯特医生商量过，但没有什么结果。我倒想听听凯会怎么说。”
“提取的那些样本在DNA联合检索系统里比对过没有?”本顿问。
“有一份对上了，但却让事情变得更加诡异。因为那竟然是一个女人的。”
“她的数据为什么会在检索系统里?”本顿浏览着分析报告，问道。
报告里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内容，除了莱斯特医生提交的实验样本，结果和伯格所说的无异。
“二〇〇二年她开车撞死了一个人，”伯格说，“当时她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被判有罪，处以缓刑。撞人地点不是在纽约，否则就算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并且痛哭悔过，也不会就缓刑那样简单。车祸发生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不过，她在纽约有一幢林荫别墅，现在还在她的名下。但特莉·布里奇斯遇害的时候她正在参加跨年聚会，因此可以断定她和这桩谋杀案毫无关系。你知道棕榈滩的法官为什么会轻判她吗?当时她自己也伤得不轻，腰部以下到现在都完全不能动。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半身不遂的七十岁老妇的DNA会在特莉·布里奇斯的阴道分泌物中出现?”
“样本和分析报告有没有可能出些蹊跷的错误呢?”
“她告诉我完全不可能出错。实际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特地拜托了最专业的莱斯特医生作的尸检，在技术上我们都很信赖她。上帝啊，为什么她老是要摊上尸检这倒霉事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莫拉莱斯跟我说了些事。我看了莱斯特医生写的初步报告，你知道我对她的感觉。”
“你也知道她对我的感觉。女人会对自己的性别深恶痛绝吗?我想也许会。我想莱斯特医生就特别恨女人。”
“或许是出于嫉妒，或许是觉得别的女人降低了女人的总水准，要不两者兼而有之吧。换句话说，有些女人确实仇视女性。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了。”
“今早验尸间的尸检一结束，实验室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DNA检测，特莉的阴道分泌物样本被污染或者被贴错标签的可能性非常小，”伯格说，“他们甚至把法医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的DNA样本拿去比对，自然包括首席法医本人的。在前天晚上，所有在场警察的已经作过了比对——为了避免和嫌疑人的相混淆，他们的DNA早就存入了数据库。经过检测，法医办公室人员的样本均未出现在现场，包括莫拉莱斯和那两个把尸体抬到停尸间的小伙子。当今DNA检测已经相当精确了，哪怕在现场呼一口气，都有可能留下DNA的踪迹。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没有人问过棕榈滩的那个老妇是否认识奥斯卡·贝恩，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本顿问。
“这件麻烦事是我亲自办的，我给老太太打了个电话，”伯格说，“她在读到《邮报》上的那条消息前从来没听说过贝恩这个人。听起来她对于我暗示她可能与贝恩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系感到非常愤慨。打个形象的比喻，即便她和一个侏懦坐在一起等车，她都会尽量不去看他，以免引起对方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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