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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了十分钟才赶上工作会议，这种情况相当罕见，但没人不满，也没人在乎。丹尼·韦伯的命案使气氛凝重，就像悲剧忽然降临在所有人身上。我的下属深受打击，行动迟缓，每个人似乎都心神恍惚，就连帮我倒了多年咖啡的罗丝也忘了我只喝黑咖啡。
会议室最近刚装潢过，深蓝色地毯、崭新长桌和深色壁板看上去十分舒适，但为方便讨论而摆在桌上的解剖模型和塑料布下的人体骨骼，无一不逼你想起残酷的事实。这里没有窗户，艺术品就是前几任首席法医的肖像，这些男人都在墙上严峻地注视着我们。
今早坐在我两侧的是我的副手和法医助理，以及楼上司法科学局分部来的首席毒物分析学家。费尔丁坐在我左边，正用塑料汤匙挖酸奶吃，他旁边是另一名法医助理，刚到任的女同事。
“大家都已听说丹尼·韦伯遇害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了。”我坐在会议桌首席沉重地发言，“我知道，以大家哀恸的心情，很难冷静客观地剖析死亡原因。”
“斯卡佩塔医生，”法医助理说，“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我说，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据昨晚现场显示，他的后脑部至少中了一枪。”
“找到弹壳了吗?”费尔丁问。
“警方在离马路不远的树丛里找到一个。”
“所以他是在休格低地被杀的，而非车里或附近?”
“现场没有迹象显示他是在车里或附近被杀的。”我说。
“谁的车里?”进医学院时年纪已长、总是一本正经的新同事说。
“我的奔驰。”
这位同事似乎不太了解状况，我巨细靡遗地跟她解释。接着，她作了一个突兀的推论：“会不会你才是凶手要找的人?”
“天哪，”费尔丁急躁地把酸奶杯放下，“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实话通常都不好听，”这位聪明却乏味的同事说，“我简单假设，斯卡佩塔医生的奔驰停在餐厅外，她曾几次光顾这家餐厅，所以有人知道可以在这里等她，给她一个意外。那人也许在跟踪那辆奔驰，但医生不在车里，而当时天色已暗，丹尼正好从街上回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的其他案子。”我啜一口罗丝加了减肥糖精和脱脂鲜奶油的咖啡。
费尔丁翻阅面前几页纸，以他一贯不耐烦的北方口音依次念下去。除了丹尼的案子，还有三起案件需要验尸。一个死于火灾，一个是有心脏病病史的囚犯，另一个则是使用除颤器和电子起搏器的七十岁老妇人。
“因为心脏问题，她情绪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费尔丁说，“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她丈夫听到她起床走进小书房，一枪射穿自己的胸腔。”
也许看多了可怜的人夜里死于心肌梗塞或车祸，我驳回了因久病缠身而轻生的老妇和最终被心脏病征服的可怜人的这两起案件。散会后，我们推开椅子，我起身下楼。下属对我非常敬重，对我的决定没有丝毫疑议。电梯里鸦雀无声，我死死盯着合上的电梯门，就连随后在更衣室穿手术袍、洗手时，也没人发出一点声音。我穿戴好鞋罩手套，费尔丁靠过来对我耳语。
“让我来处理吧。”他热切地看着我。
“我自已就可以了，”我说，“谢谢你的好意。”
“斯卡佩塔医生，不要太逞强，好吗?他来实习的那个星期我不在，我从没见过他。”
“我没事的，杰克。”我走开了。
这并非我第一次解剖认识的人，许多警察甚至医生永远无法理解我的行为，他们认为其他人动手，得出的结果会更为客观。但这显然没有道理，因为现场始终有见证人。当然，我和丹尼交情并不深，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但他替我工作，又因我而死，我要尽我所能为他做到最好。
他躺在我惯用的解剖台旁的不锈钢轮床上。看到尸体状况今早更糟，一股无力感猛然袭来。我移动他，他全身冰冷僵硬，仿佛残留的生气在过了一夜后散失殆尽。他干涸的血弄脏了脸庞，微启的嘴唇似乎还有话要说，睁开的眼睛对死亡投以鄙夷的凝望。看到他红色的运动支架，我回想起他拖地的身影，他的爽朗，以及他诉说对泰德·艾丁及其他年轻人骤然死亡的看法时哀伤的神情。
“杰克。”我对费尔丁做了个手势。
他几乎飞奔到我身旁。“是的，女士。”他说。
“我想占用你一点时间。”我开始为手术推车上的试管一一贴上标签，“如果可以，我要请你帮个忙。”
“你要我做什么?”
“和我一起解剖。”
“没问题。要我做记录吗?”
“我们来帮他拍照，但先得在解剖台上铺条床单。”我说。
丹尼的案件编号为ME-3096，意指这是新年以来弗吉尼亚中部地区的第三十起案件。经过几个小时的冷藏，他已经无法好好配合，我们把他抬到解剖台上时他的手臂和腿大声碰撞不诱钢轮床，似乎在抗拒我们的解剖。我们脱下他血迹斑斑的脏污衣服，他的手臂执意不肯伸出衣袖，紧身牛仔裤也同样顽固。我把手插进他的口袋，掏出二十七美分、一支护唇膏和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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