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检査指纹的物品有哪些?”迈耶问。
“除了已经查过的物品，”我说，“那个锡哨子的光滑表面很容易留下指纹。你还可以试着用交流光束扫描背包，尤其是袋盖内层，那是皮革的。”
“问题还是在她身上，”马里诺说，“我们仍然不知道她是谁。”
“说到这个，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迈耶说，“我不认为证实了珍妮的身份，就能够逮到杀害她的凶手。”
我望着他，明白他对她已经失去兴趣。他眼里的光芒消失了，这种情形我在许多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里见过。珍妮耗费大家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讽刺的是，倘若杀害她的凶手不是如此恶名昭彰，他们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恐怕会更少。
“你是否认为高特在公园里将她枪杀，然后从那里跑进隧道，也就是她的背包被发现的地方?”我问他。
“也许吧，”迈耶说，“他只要离开樱桃丘，然后乘上地铁，例如到第八十六或七十七街的地铁站进站，就可以直接到达宝华利街了。”
“或者他也可以乘出租车。”佩恩指挥官说，“他不可能步行，太远了。”
“如果背包被遗留在现场，就搁在喷泉旁边呢?”这时马里诺说，“说不定班尼是在那里捡到背包的?”
“他深夜跑去樱桃丘干什么?想想当时天气有多冷。”佩恩指挥官说。
房门打开了，几个助理推着达维拉的遗体走进来。
“我也不知道。”迈耶说，“她逛博物馆时带着背包吗?”他问佩恩指挥官。
“有人提到她单肩背着袋子之类的东西。”
“也许就是这个背包。”
“或许吧。”
“班尼贩毒吗?”我问。
“如果你必须买毒品，那么你多少会卖的。”迈耶说。
“达维拉和这个女人之间也许有某种关联。”我说。
佩恩指挥官兴致盎然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继续说，“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但高特和达维拉同时到了隧道里，这是为什么?”
“纯属偶然。”迈耶垂着眼睛说。
马里诺没有说话。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五号桌台，那里有两名法医正从各种角度拍摄受害警察。一个助理拿着湿毛巾擦去死者脸上的血渍，倘若达维拉还有知觉，可能会觉得他的动作相当粗鲁。马里诺不知道有人在看他，有那么一瞬，他暴露出了脆弱。我看见了多年来生活的暴风雨对他的摧残，重担紧压在他的肩头。
“而且班尼也在同一条隧道里，”我说，“如果他不是从现场或者某人那里得来的背包，就是像他所供称的，有人把它放在了他的毯子上。”
“老实说，我不认为是别人干的。”迈耶说。
“为什么?”佩恩指挥官问他。
“高特干吗把背包从樱桃丘带到那里?为什么不把它丢在现场，然后一走了之?”他说。
“说不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
“例如?”马里诺问。
“例如会让人认出她身份的东西。”我说，“也许他不希望她被认出来，而他需要时间来检査里面的东西。”
“有可能。”佩恩指挥官说，“我们从里面的确找不到任何能够证实她身份的东西。”
“可是高特一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辨认出受害者的身份，”我说，“为什么这次他却在乎了?为什么他会在乎这个脑部受损、无家可归的女人?”
佩恩指挥官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其他人也都没有回应。两名法医开始脱达维拉的衣服，只是他毫不配合。他的两条手臂僵硬地交抱于前面，好像足球赛里的守门员。正当法医艰难地将那件突击队员毛衣剥离时，传呼机响了，我们不自觉地摸摸腰间。哔哔声还在继续，于是我们纷纷望向达维拉躺着的桌台。
“不是我的。”其中一名法医说。
“该死，”另一名法医说，“是他的。”
他从达维拉的腰带上拿起传呼机，我浑身打起了冷战。我们紧盯着五号桌台和佩恩指挥官，她走了过去，因为被害者是她的手下，而此刻有人在呼叫他。那名法医将传呼机递给她，她拿起来看上面的信息，随即脸色泛红。我看见她咽了一口口水。
“是密码。”她说。
她和法医都没想到不该碰传呼机，他们觉得那无关紧要。
“密码?”迈耶好奇地问。
“警方的密码，”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急促起来，“一〇-七。”
“一〇-七”的意思是“结束参观”。
“妈的!”迈耶说。
马里诺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好像准备追赶什么，但他眼前并没有人可以让他追赶。“是高特。”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提高嗓门说，“那杂种一定是在地铁里轰烂他的脑袋之后看了他的传呼机号码。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他瞪着我们，“代表他正在监视我们!他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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