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有些自大，但总之是个了不起的人。”韦斯利说。
“那么他真的是高特的叔叔?你承认了?”
韦斯利犹豫起来。“卢瑟·高特是邓波尔·高特的叔叔。”
“多告诉我一点。”
“他出生在奥尔巴尼，一九四二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两年后担任上尉的他随部队被调派到法国，由于一场坦克大战而成名，获颁荣誉勋章并再度升了军衔。战后他奉派到李堡，负责指挥军需部队的军服研究部门。”
“那么那双靴子是他的?”我说。
“当然有可能。”
“他身材高大吗?”
“听说高特少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他侄子那样的体形。”
我想起高特少将那张身穿隆重军装的照片。他的身材相当瘦长，并不特别高大，脸孔肃穆，眼神坚定，但看起来并不残酷。
“卢瑟·高特也曾经在韩国服役，”韦斯利继续说，“有一阵他被调到五角大楼担任副参谋长，然后又回到李堡担任副部长。他在MAC-A任职期间退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
“越南研究和观察小组。”
“之后他就退休住在西雅图?”我说。
“他和妻子搬到了那里。”
“子女呢?”
“两个儿子。”
“少将和他哥哥的关系如何?”
“我不清楚。少将已经去世，他哥哥又不愿意和我们谈。”
“这么说我们无从知道高特是如何拿到他叔叔的靴子了?”
“凯，关于荣誉勋章得主有一项法规：他们自成一个阶级，军方给予他们特殊待遇，而且严密保护他们。”
“所以才必须那么神秘?”我说。
“军方绝不会乐意让全世界知道，获得荣誉勋章的二星少将竟然是全国少见的残虐杀手的叔叔。五角大楼尤其不愿意让民众发现这名杀手——就像你追查出来的那样——曾经穿着高特少将的靴子，将数名受害人踢踹致死。”
我站了起来。“我受够了这些男人和他们的荣誉法规，也厌烦了相关的男性道义和秘密约定。我们可不是小孩，在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或与邻居的孩子玩战争游戏。”我觉得很疲倦，“我还以为你的观念很开明。”
他也站起来了，这时我的寻呼机响起。“你这次真的错得离谱。”他说。
我看着显示屏，区号是西雅图的。我没征求韦斯利的同意便用了他的电话。
“嗨!”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说。
“你那里有人呼叫我。”我糊涂了。
“我没有呼叫谁啊。你从哪里打的?”
“弗吉尼亚。”
我准备挂电话了。
“我正是拨的弗吉尼亚的号码。等一等，你是要问关于精英网的事吗?”
“哦，你和露西谈过了?”
“LUCKTALK?”
“是的。”
“我们刚通过邮件。我回邮件告诉了她关于金箔修复法的事。我在西雅图当牙医，也是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的会员。你就是那位法庭病理学者吗?”
“是的，”我说，“非常谢谢你回信。我正在确认一位年轻女性死者的身份，她做过昂贵的金箔修复法补牙手术。”
“请描述一下状况。”
我告诉了他珍妮的补牙情形和牙齿的损坏程度。“她有可能是个乐手，”我补充说，“也许吹奏过萨克斯。”
“这里曾经有个女士，听起来很像她。”
“她到过西雅图?”
“是的。我们学会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因为她的牙齿太特别了。我们在好几次会议上曾经拿她的金箔补牙病例作幻灯片介绍。”
“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抱歉，她不是我的病人。不过我记得听说过她好像是个职业乐手，后来发生了可怕的意外。她的牙齿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坏的。”
“我说的这位女士的牙齿珐琅质严重耗损，”我说，“也许是刷牙过度的结果。”
“哦，当然，这边这位女士也一样。”
“听起来那位女士不太像是流浪街头的人。”我说。
“不可能，有人付了镶牙的费用。”
“这边的这位女士是个游民，死在纽约。”我说。
“上帝，真令人难过。我想无论她是谁，她都不太有能力照顾自己吧。”
“你怎么称呼?”我问。
“我是杰伊·贝内特。”
“贝内特先生?你还记得你们的幻灯片简报里有些什么内容吗?”
长长的沉默。“啊，是的，不过印象有点模糊。”他再度迟疑。“哦，记起来了，”他说，“我这里的这位女士和某个大人物有亲戚关系。事实上，她在失踪之前或许就同这个人住在一起。”
我给了他联系方式，然后挂了电话，抬头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珍妮是高特的妹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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