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知道这一拒绝是昨天发出的。紧接着就是一场政治暗杀。斯捷帕科夫将军在这些方面和我的看法一致，我们都在等‘正义天平’的下一次恐怖活动——很可能就在24 小时之内。
“现在，你们必须明白，对我在‘正义天平”里的上级来说，我眼下不在俄国，而是坐在赫尔辛基赫斯帕里亚饭店的安乐椅中，等着我联系的英国人来。”他头一次以一种新的方式微笑，说明在这个人矜持的、严肃的，有点自以为了不起的外表下也有幽默。
“这些英国人实际上被藏在这里不远处，不过每当‘正义天平’同我联系——他们几乎每天要同我联系——的时候，他们一直以为我还在芬兰。”
他对他们眨一下眼睛，作出一副大胆而诡谲的神气。“当然，我们要感谢斯捷帕科夫将军安排得这么巧妙。现在我要把发生的事详细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已经做的事和取得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关系到你们的生死存亡。”他停了下来，喘不过气来似的。
“我在去年12 月28 日星期五进入伦敦，那是乔尔·彭德雷克被人从新泽西州霍索恩镇抓走之后两天……”
詹姆斯·邦德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大脑已经训练有素，善于抓住情况介绍中的要点，自动挑出并记下重要的事实。而且他还已经以某种方式超前想象出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他现在全神贯注地听弗拉基米尔·雷科说话，好像同这位矮小的教授一起经历了这场小小的冒险。
弗拉基米尔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是有人在圣诞节后半夜送到他公寓住所信箱的。他并不想看见送信人，他也知道大概一直有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在监视这一街区，不过这没有什么用处。为“正义天平”送信的人通常是在街上或者酒吧间里找的。他们是随便找的，就像抽签那样，给他们几个卢布，告诉他们绝不是违法行为。到现在为止，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还没有机会弄清这一带随机性的通信网。送信的人每次不同，如果是打电话，谈话时间总是不到两分钟。以克格勃当时的窃听设备，加上莫斯科电话局的配合，至少也需要足足五分钟才能追查出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送来的邮包里有一厚叠旅行支票，一些英国和芬兰的钞票，一张“美国快递”信用卡，加上一家德国大银行签发的“维萨”信用卡、机票、旅行证件和一张护照，护照说雷科是一名德国计算机编程员。其它还有一些文件和装在衣袋里的零碎东西，表示他正在去伦敦参加一家跨国软件公司驻英办事处即将于1 月2 日开始的训练班。雷科的新名字叫迪特尔·弗罗布。教授的夫人，一位不整洁的、没精打采的酗酒者，像往常一样不知道丈夫过着两重生活。只要家里酒的供应不断，她是什么也不问的。启动的信号“极限”在12 月28 日星期五凌晨两点钟通过电话发来。飞机起飞时间是早上8 点40 分。
弗罗布先生准时来到希思罗机场，一路平安地通过了移民局和海关的关卡，再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名字富丽堂皇而比较经济实惠的旅馆。在埃奇华路和牛津街相交的路口一带密密麻麻的街道上，这种旅馆是很多的。这一家他以前没有住过，在塞尔弗里奇大百货公司背面。到中午时分，他已走在牛津街上，在大理石穹门附近的一家安格斯牛排店里吃了一顿虾、后臀大排等等。
下午三点他打了第一个电话，用的是果园街上一个公用电话亭。
接电话的是一位妇女，他马上就听出是谁，顿时预感到可能会有麻烦。
“我能同盖伊说话吗?”
“对不起，盖伊不在家，我可以传个话……嗨，是布赖恩吗?”
“对，是布赖恩。他要很久才回家吗?我是说盖伊。”
“不知道，布赖恩。这一阵你躲到哪里去了?”
“海伦，我需要和他谈话，这事……”
“他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和工作有关。去看一位制片商，说是可能用他。事情紧急吗?”
“是，非常紧急。”
雷科暗自咒骂。如果盖伊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天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家公司常常用像盖伊这样的自由摄影师拍摄海外记录片或当作戏剧片的替补班子。他们可以一个电话使你两个钟头以后就到了国家的另一头。
雷科于是再次告诉海伦，这事非常非常紧急。“告诉他‘拉撒路’。”这是一个同在英国招募的人约好的启动信号。“我们明天就得走。告诉他我来过电话。海伦，千万告诉他。”
“‘拉撒路’?真的吗?”她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我的上帝，应当不告诉海伦的。他对斯捷帕科夫说过，这个女人可能是个薄弱环节。多嘴多舌，他这样说她，意思是她靠不住。斯捷帕科夫说那是“正义天平”的事了。
“他能给你打电话吗?他一回来我就叫他给你打。”她显然颇为兴奋，因为知道她的丈夫参加了争取共产主义新自由的事业。看来她认为“拉撒路”
也包括她。
“不行，我得出去，”他赶快说，“其实我现在就在外面。不过这事确实紧急，叫他留在家里守电话，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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