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维多利亚七个月大了，她的天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差不多一个月前，她就学会了比画“这么大”;而在那之前好几周，她俨然已经成了“躲猫猫”的大师。六个半月大的时候，维多利亚学会了爬——这显然是高智商的标志，虽然阿姆丽塔并不赞同——尽管她总是倒退着爬，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她的语言能力每一天都在突飞猛进，虽然我还不能从她的牙牙儿语中分辨出“爸爸”或“妈妈”的音节(哪怕我把录下来的磁带放慢一半的速度也听不出来)，但阿姆丽塔狡黠地微笑着向我保证，她曾经听到维多利亚说过几个完整的俄语或德语单词，甚至还有一整句的印地语。而且我每天晚上都会为她读点儿东西，有华兹华斯的《鹅妈妈歌谣》，有济慈，还有我精心挑选的庞德的《诗章》片段。她似乎很喜欢庞德。
“上床去吗?”阿姆丽塔问道，“明天我们得一早起来。”
我留意到了阿姆丽塔的语调。有时候她是真的在问“我们现在睡觉吗”，而有时候她其实是在说“我们做爱吧”。现在显然是后者。
我抱着维多利亚上楼走到摇篮边，把她放进摇篮。然后我站在原地凝望了片刻，维多利亚趴在摇篮里，身体微微有些倾斜，周围放满了毛绒玩具。她的头靠着防护垫，月光温柔地洒在她身上，仿佛上帝的恩赐。
片刻之后我走下楼梯，锁好门窗，关掉所有的灯，然后回到楼上。阿姆丽塔在床上等我。
在我们做爱的最后几秒钟里，我翻身看着她的脸，希望为我不曾诉之于口的问题找到答案，但一片云从月亮上飘过，将一切掩埋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之中。
03
午夜里，这座城市就成了迪士尼乐园。
——苏布拉塔·查克拉瓦蒂
我们的飞机由南向北飞越孟加拉湾，在午夜抵达了加尔各答。
“我的上帝。”我喃喃低语。阿姆丽塔倾身越过我的座位，向窗外张望。
在阿姆丽塔父母的建议下，我们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孟买过了海关。一切都很顺利，但印度航空公司从孟买飞往加尔各答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了三小时。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登机，然后又在机舱里坐了整整一小时，既没有灯也没有空调，因为外部发电机已经撤走了。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商务人士说，三周以来孟买到加尔各答的航班就没有哪天不延误的，因为飞行员和航班工程师正在闹矛盾。
起飞以后，我们的飞机又因为剧烈的雷暴向南绕了一大圈。维多利亚闹了大半个晚上，但现在她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上帝啊!”我再次惊叹。加尔各答在我们脚下铺展开来，整座城市占地两百五十多平方英里，在绝对黑暗的云层和孟加拉湾之间，一大片灯火如银河般璀璨。我曾在夜间乘飞机抵达过许多城市，但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景。和普通城市的电灯光芒不同，午夜的加尔各答闪烁着数不清的灯笼和篝火，还有一种奇怪的柔光——简直像是真菌的磷光——从千万个看不见的角落溢出来。大多数城市的灯光是一条条连续的直线，那是地面上的街道、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但加尔各答的灯火看起来星星点点、杂乱无章，仿佛散落的星座，被一条条黑暗的河流隔开。按照我的想象，战争期间的伦敦或者柏林遭到轰炸以后——整座城市燃起熊熊大火——也许正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候，起落架的轮子触到了地面，可怕的潮气涌进凉爽的机舱。转眼间我们就下了飞机，跟着挤挤挨挨的人流走向行李提取处。航站楼又小又脏。虽然已经很晚了，但到处都是汗流浃背的粗人，他们高声喊叫，横冲直撞。
“难道没人来接我们吗?”阿姆丽塔问道。
“有。”我从破烂的传送带上手忙脚乱地取下我们的四个袋子放在脚边，任凭周围的人潮起伏涌动。小小的航站楼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气氛，身穿白衬衫和纱丽的男男女女都很暴躁。“莫罗在孟加拉作家协会有个熟人。应该有个名叫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的人会开车送我们到酒店。但我们现在晚了好几个小时，他可能已经回家了。我看能不能叫辆的士。”
但是看到门口那些挤挤挨挨高声叫嚷的人，我停下了脚步。
“是罗察克先生和夫人吗，罗伯特·罗察克?”
“卢-察克。”我条件反射地纠正了他的发音，“是的，我就是罗伯特·卢察克。”我看着这个好不容易才挤到我们身边的男人。他又高又瘦，穿着一条脏兮兮的棕色裤子，白上衣已经变成了灰色，在泛绿的荧光灯下显得特别龌龊。他的脸看起来相当年轻——可能不到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但一头黑发滑稽地支棱着，穿透力极强的黑眼睛让人觉得那背后潜藏着被压抑的暴力冲动，黑色的眉毛在鹰隼般锐利的鼻子上方几乎连在了一起。我后退半步，放下一只行李袋腾出右手。“查特吉先生?”
“不，我没看到查特吉先生，”他的声音有些刺耳，“我叫M.T.克里希纳。”他的口音很重，听起来像在唱歌，再加上周围的嘈杂，一时间我误听成了“空虚的克里希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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