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杀了希瑟·佩尔斯和约瑟芬·法伦。她们发现了我过去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本来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她们威胁并讹诈我。吉尔瑞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法伦生病住院了时，我便知道了佩尔斯护士将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清晨我便寻来了一瓶消毒剂，把它灌进一个从护士长杂物间里拿来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盖上瓶盖，把它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织锦手提袋，带着它一起去吃早餐。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餐后溜进示范室，用这瓶毒药替换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内有人，我会找个借口，另找方法再试一次。但是屋子里没人。我把那瓶牛奶带上楼，送到护士长的杂物间里，把消毒剂的空瓶从浴室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吉尔瑞护士长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喷雾剂时，我在暖房里，到了该杀法伦时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钥匙放在哪里。我戴上了外科医生手套，这样可以不留下指纹。趁法伦还在洗澡时，我很容易便把毒药放进了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里，因为那杯饮料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每晚的生活习惯从不改变。我原打算把罐子留着，等到深夜之后再把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那样便显得好像是她自杀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纹留在罐子上，这点很重要，也不难做到。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0点刚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带着那个罐子，因为在病房里我不能总是提着袋子，又觉得把它留在房间里不安全。于是我把它藏在法伦护士房间对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尔大楼时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这个计划后来也不能实行。当我走上楼梯时，恰巧遇到伯特双胞胎从房间里出来。从法伦护士房间的锁孔里射出了灯光，她们说要给她送点可可进去。我想尸体在那晚就会被发现，束手无策，只能上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等着，每一分钟都在设想会听到惊叫声响起。我不知道是否是双胞胎改变了主意，或是法伦在喝威士忌加柠檬汁之前就睡着了。但我不敢下楼去看。如果我能把那个装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伦的床边，就没有人会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了，我也会成功地完成两宗命案。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后去检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进入法伦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且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编织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发现，也没有时间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有一点使她在所有怀疑对像中显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玛丽·泰勒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受过的训练使她认为绝对服从命令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个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达格利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
彷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彷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他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在这个国家也还有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斯尔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18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护士长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总是很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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