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视着她那双黑色的眼睛，早已看透了她的灵魂：“就像我现在冒死救你们一条命一样，你们也要时刻准备着冒死救我的命。”
年龄最大的姑娘歪着头看了看我，然后扭过头去，用塞尔维亚语同她的两个妹妹商量起来。她们虽然尽量压低了嗓门，但是却相当激烈地争论了好一会儿。
最后，讲英语的姑娘问我道：“你真的能救我们出去?”
虽然我脑子里仍然“嗡嗡”作响，但是已经云开雾散，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我点了点头。
她再次用那双乌黑而死神般的眼睛盯住我，然后说：“那好，你现在就把我们救出去。”
会讲蹩脚英语的波斯尼亚人又回到了警察所里，他向我喊道：“这几个地狱里的魔鬼又给你说了些什么鬼话?”
“她们说她们口渴。”我回答说，“要喝水。电话修好了吗?”
“还没有。”他回答道。
“很好。”我一边说，一边打开了自动步枪的保险，调转枪口对准了“复仇女神”的敌人，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之后，七个波斯尼亚人无一幸免地倒在了血泊中。
第二部 开始吧，奥运会 第十章
彼得·奈特乘坐出租车来到伦敦市中心，也就是整个英国的金融中心里的一幢灰暗的摩天大楼前，他耳边仍然回响着母亲痛不欲生的哭泣声。这是他第二次见到母亲痛哭，第一次是父亲遇难后母亲趴在他尸体上的时候。
一听到未婚夫惨遭谋杀的噩耗，阿曼达立刻昏倒在了儿子的怀抱里。奈特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绝望的痛苦，他非常清楚这样的痛苦是何等的痛彻肺腑，就像在他母亲的灵魂深处狠狠地插上了一刀。不用说是自己的母亲，即便是其他任何人遭受如此的痛苦也都是奈特不愿意看到的。他紧紧地搂抱着母亲，陪伴着她度过这一精神和情感上的巨大折磨，同时也再一次体验到自己痛失妻子时的痛苦。
过了不久，加里·博斯也走进了书房，看到阿曼达悲痛欲绝的情景，他也几乎要哭出声来。几分钟后，奈特收到了杰克·摩根发来的短信，告诉他《太阳报》收到了一封自称杀害丹顿爵士的凶手的来信。该报已经正式雇佣国际私人侦探公司对这封信进行分析和追踪，要求奈特立刻赶到公司伦敦分公司的办公室去。博斯说，他会照顾好阿曼达的。
“我必须留在这里。”奈特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母亲会让他内疚一辈子，“杰克能够理解的。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不!”阿曼达愤怒地吼叫道，“我要你马上去工作，彼得。我要你去干你最擅长的事情，我要你找到那个杀害丹顿的杂种。我要把他用铁链捆起来，活活地烧死!”
奈特乘坐的电梯正向摩天大楼的顶层爬升，他脑子里仍然充满了母亲愤怒的吼声。虽然他的腰部一直疼痛不已，但是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肉体上的创伤。每当遇到一个重大案子的时候，他总会深陷其中——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但是，这个案子涉及到他的母亲，调查这个案子就像是一次志在必得的十字军东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无论要花费多少时间，不抓到杀害丹顿·马歇尔爵士的凶手他是绝不会罢休的。
电梯门打开了，奈特进入了公司的接待区。这是一个超现代化的房间，四壁装饰着展现间谍术、法医学和密码术历史中各个里程碑事件的艺术作品。虽然伦敦分公司目前因员工损失而人手严重不足，但是现在这里仍然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私人侦探公司的雇员，他们都是前来领取奥运会安保通行证和接受任务的。
奈特穿过来来往往的人群，只认出了其中不多的几个人。他从一座特洛伊木马雕像和一尊弗朗西斯·培根(1)的胸像前经过，向一堵染色的防弹玻璃幕墙走去。他把右手食指放到指纹识别器上，接着把眼睛凑到一台视网膜扫描仪前接受检查。接着，玻璃幕墙的一部分打开了，一个衣冠不整的男人出现在门口。这个人长着一头暗红色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和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上身穿着一件西汉姆联足球俱乐部的运动衫，下身穿着牛仔裤和一双黑色拖鞋。
奈特冲他微笑道：“你好，‘流氓’。”
“你他妈这是怎么啦，彼得?”杰里米·“流氓”·克劳福德看着奈特的衣服问道，“是不是刚刚同一头大猩猩亲热了一番?”
自从他们的同事温迪·李在那场空难中死亡后，“流氓”就成为了国际私人侦探公司伦敦分公司的首席科技和法医负责人。他刚刚年满30岁，为人刻薄，独断专行且满口秽语，但是却又不乏疯狂的精明。
“流氓”出生在哈克尼维克区，也是伦敦最混乱地区之一，父母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然而，“流氓”却在年仅19岁时就获得了剑桥大学的数学和生物学学位，20岁时又获得了斯坦福德郡大学法医和刑事科学的学位，随即被英国军情五处雇佣，一干就是8年。后来他加入了国际私人侦探公司，薪水翻了一番。
“流氓”还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购买有西汉姆联足球队的赛季套票。尽管他绝顶聪明，但是年轻时常常在观看重大足球比赛时失控闹事，“流氓”的雅号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们送给他的。一般人通常不会以这样的绰号为荣，但是他却为此而自鸣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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