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希曼斯先生。”我说，“好，沃思先生，请吧。”
被告方的首席辩护律师站起身来，走向方才希曼斯站的发言台。他的步履适中，走得十分沉稳。他将双手背在身后。他没有带任何讲稿。
“尊敬的法官大人，”他开口道，“如果我说我有一项自行车的发明专利，而美国专利局也将其作为自行车的发明专利归档了。可是，该专利中描述的自行车有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和一个可以割草的圆形锯片。那么，我真的拥有自行车的发明专利吗?不，法官大人，我拥有的是割草机的发明专利。
“将这个比喻用于本案也许还太过简单化了。众所周知，科学要复杂得多。科学钻研的是肉眼所不可见的事物，是我们无法凭借直观感受来理解的事物，比如氨基酸链和肽键。在一个大型的分子结构中，多两个碳原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们这样的门外汉来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对于那些毕生从原子层面来研究世界的人而言，这就好像在说：‘多两个轮子怎么了?’“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比方甚至都有些机械，不足以显示这种差别在科学世界中的真正意义。我希望法官大人还能记得一些高中的化学知识，反正我是都忘得差不多了，事先还特意复习了一番。不过，在处理接下来的细节问题并聆听诸位来自科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发言时，您只需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那就是：原告的主张相当于声称自己拥有自行车的发明专利，但实则拥有的却是割草机的发明专利。”
这时，我看到安迪·惠普尔扭过头去，开始冲着身后的大门打手势。一想便知，这些应该是交易指示。肯定有人在门口等着看他的手势，然后便跑到法院外面打电话传达他的指令。
“我知道您也许正在想，这怎么可能?”沃思继续说，“法官大人，您将会听到原告说他自己有多么聪明，而且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丹尼·帕尔格拉夫的确是一位聪明绝顶的科学家，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聪明人也会犯错误。丹尼·帕尔格拉夫以为自己研究的就是PCSK9蛋白质。如果您将他跟测谎仪连在一起，问他是否发明了PCSK9抑制剂，他会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还能顺利地通过测谎。然而，真正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所研究的那种蛋白质，虽然跟PCSK9非常相似，但并非PCSK9。这两种蛋白质看起来几乎就像发型稍有不同的同卵双胞胎一样。他们也许有很多共同之处，也许很难区分开来，但他们仍然不是同一个人。”
沃思继续详细地阐明为何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才是PCSK9抑制剂的合法发明者，我扫了一眼原告席，想看看沃思这番正中要害的发言究竟是否有事实依据。丹尼·帕尔格拉夫直直地盯着前方，面无表情，但他的律师的神态却说明了许多问题。高大如猛犸象般的罗兰德·希曼斯此刻正在座位上畏缩着身子。
当然，这只是个开庭陈述而已。我曾经也见过开庭陈述一边倒，可结果却截然相反的听证会。沃思仍然需要通过优势证据[3]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没有哪个法官会仅仅听了开庭陈述就妄下决断。
然而，进入论证环节后，希曼斯要求帕尔格拉夫起立做证，可帕尔格拉夫看起来却显然心神不宁。希曼斯先问了一些容易回答的问题，让他的委托人谈了谈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背景和资历。帕尔格拉夫欣然讲述了自己从少年天才一路走来的辉煌历史。然后，希曼斯便转换话题，开始就本案涉及的这项发明提问。他事先把问题都设计好了，此刻帕尔格拉夫只需要顺杆儿爬就行。
不出所料，帕尔格拉夫有时确实会卖弄学问，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回答还是流畅明晰、令人信服的。等到他回答完毕，原本倾向被告方的法律天平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平衡。接下来，沃思走上了发言台，准备开始发问。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尊敬的法官大人，请问我能否靠近证人?”他问。
“可以。”
沃思不紧不慢地走向帕尔格拉夫，将纸笔放在了他的面前。“帕尔格拉夫先生，请问您能不能将您的专利中所提到的那种蛋白质画下来?”
希曼斯立马就蹦了起来：“反对!尊敬的法官大人，这纯粹是哗众取宠!我的委托人是科学家，又不是画家!”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们并非是想苛求什么艺术技巧，”沃思反驳道，“只是，如果帕尔格拉夫先生都不能把他研究的这种蛋白质粗略地画下来，那我们怎么能肯定他是否知道自己研究的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关键所在。如果帕尔格拉夫先生需要的话，我有一份这项专利文件的复印件。他大可以参照这份复印件来完成绘制。”
我点了点头。“反对无效。希曼斯先生，我完全明白帕尔格拉夫先生来这儿不是为了展示绘画能力的，而且我充分理解这是徒手作画。因此，本法庭将允许合理误差的存在。沃思先生，请勿过分挑剔，否则我是不会容忍的。”
“绝对不会，尊敬的法官大人。”沃思说。
希曼斯坐下了，脸上明显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帕尔格拉夫先生，你是否需要参照专利文件或自己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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