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我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多次修改这项法案，以期尽善尽美。前后数个版本均在国会成员中传阅，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广泛支持，眼看即将通过。因此，当布雷克向记者们介绍这项法案时，我非常骄傲地站在他身后聆听。
这时，某个疯子——确切地说，刚好是这项法案中禁止持枪的那类人——突然在发布会上开枪了。他开了八枪警察才制伏他。布雷克奇迹般地没有中枪。其中七发子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弹到了德克森参议院大楼[5]的台阶上。还有一发子弹射进了我的右胸。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非常幸运：这一发子弹斜着射进来，在我的肋骨上反弹了一下，便从身体右侧的腋窝射出去了。假如这颗子弹是直着打进来的，那情况就非常不妙了。更有甚者，假如子弹从右胸进来，却被反弹向左胸，横着贯穿我的身体，那我肯定已经死了。
这发子弹带走了我的一大块皮肉，也带走了我那些关于永垂不朽的幻想。面对死亡，你会重新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话已是老生常谈，但却千真万确。这发子弹给我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道伤疤那么简单。
当然，这次意外也又一次印证了我父亲的话。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临终之时，没有人会后悔自己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不够。相反，人人都希望自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出事的时候，双胞胎刚刚过了一岁生日。躺在手术室的刺眼灯光下，我发现这一年就像一层朦胧的迷雾。我没有陪伴刚出生的孩子，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上。没错，如果子弹往另一个方向反弹，我的孩子就会永远地失去父亲。但是，在这发子弹到来之前，我早已不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
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留在富兰克林议员的身边工作，那么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善。所以，我告诉艾莉森，我打算辞职了。讲这话时，我刚刚结束手术，身上的麻醉还没有完全消失。艾莉森听了，当场喜极而泣。
两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向富兰克林议员递交了手写的辞呈，他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他内心有愧：他知道那些子弹的目标其实是他。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在这种情况下，他尊重了我的意见，觉得这样做对我和我的家庭都好。
其实，让我出任法官一职，也是他的主意。当时，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的联邦法庭正好有一席法官之位空缺，就在诺福克市。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我实在是个非典型的候选人。要说议员手下的工作人员出任联邦法官，那真是前所未闻。刚从法学院毕业时，我曾在第四巡回上诉法院[6]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少去法院了。但是，我在参议院中人脉很广，加上众位议员都颇为同情我遭枪击的经历，于是最终以88票同意、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由我出任联邦法官的提案。
还有十二个议员反对我的提名，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于是投票时干脆就没有到场。但是，他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阻挠了那项我差点儿为之牺牲性命的法案。
从那时起，我和布雷克就走得很近。我们共同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难免萌生出像战友一样的情谊。同时，我们也还是朋友，依然像以前一样，闲聊的时候随便谈谈政策和政治，八卦一下参议院里的种种琐事传闻。
我本来不想接他的电话，想让手机响几声以后自动转接到语音信箱。可是，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忽略富兰克林议员”这个选项。最终，我还是没能打破习惯。
“喂，布雷克。”
“早上好，法官大人，”他用南方人特有的调子慢悠悠地说道。多年来，这种口音为他在西部和南部赢得了无数选票，“你现在忙吗?”
“在开车，没别的事儿。怎么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松随意。
“是这样，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安排我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通了电话。”
“为了竞选?”布雷克正在为议员连任选举做筹备，目前竞争激烈。
“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他说，“你手头是不是有个重要的药品案?”
我吓了一跳，好不容易才稳住方向盘。《华尔街日报》打电话来问斯卡夫朗的案子?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想到的?雷肖恩·斯卡夫朗为什么会吸引美国最知名的报社之一?
“噢，是吗?”我警惕地说，“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老一套呗，就说你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都给大伙发小黄片，但是考虑到多数情况下你是嗑药嗑多了，脑子不太清醒，所以我们就原谅你了。”
显然，选民们绝对看不到富兰克林议员的这一面。通常，我也会想一个恶劣的玩笑反唇相讥，但是现在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就盼着他们千万别发现你收的那些贿赂，要不然……”
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住了，因为我没有跟以前一样跟他开玩笑。他试探着问：“喂……伙计，你还好吗?”
我感到内心的情感开始翻涌。布雷克一向如此，这也是他的天赋之一。他可以变成一个无情的独裁者，不停地索取、索取、索取，直到把人逼至极限。紧接着，他又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非常在乎你，仿佛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他什么都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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