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了一点：他的线人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手机号码的确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从孩子学校的家长通讯录到法院工作人员紧急联系方式上，处处都有。不过，这也绝不是史蒂夫·波利蒂单凭想象就能获得的信息。他肯定认识某个与我有关的人。
“您瞧，我知道您不能公开发表意见，”他说，“所以咱们的通话是绝对保密的，我不会录音，只是想跟您谈一谈。”
“绝对不行，不论何种谈话都不行。我现在应该马上挂电话了。”
“没错，但您不会挂电话的，因为我知道您的秘密。”
我全身都紧绷起来。自从迈克尔·雅各布斯在媒体面前公开抱怨过之后，我就一直害怕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位记者发现爱玛被绑架的事情，并且要将一切都曝光。
然后，我又仔细地想了想。就算有一名记者会发现此事，那也不可能是波利蒂。他远在纽约，而且一心只有金融界的小道八卦，他不会挖掘绑架事件的新闻。所以，他此刻只是在虚张声势吧?
“是……是什么秘密?”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线人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基本定了，您已经想好最终的判决了。”
噢，天哪!
“荒唐至极，”我说，“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说。”
“你不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来源，我如何反驳?”
“那就是说，您没想好最终的判决喽?”
“我……无可奉告。”
“理解。”他说，“不过您还是可以透露一点儿消息的嘛。比如，那个撤换动议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跟进这个案子，而您完全是站在原告方这一边的。那罗兰德·希曼斯为什么还想换法官?”
虽然这并不好笑，但我还是忍不住窃笑起来。这个家伙分明只是在试探我，或者说是我故意让他试探我。
“噢，不行。”我说，“我无可奉告。”
“您会开口的，因为关于这个案子，我掌握了一些您不知道的内情。”
这番话中既有挑衅又有嘲讽，但我却无法置之不理。他将一个如此肥美多汁的诱饵吊在钩子上，放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只能一口吞下：“哦?是吗?比如说?”
“您知道丹尼·帕尔格拉夫正在与其他制药公司谈判出售专利使用权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我对丹尼·帕尔格拉夫一无所知，就连他现在身在何方我都不知道。这就是帕尔格拉夫失踪的原因吗?他正在与别的公司接洽?
“没错，”波利蒂继续说，“我的线人说，帕尔格拉夫对阿波提根的方方面面都感到非常恼火，尤其对巴纳比·罗伯茨深感不满，所以他准备带着自己的专利投奔默克[1]或者辉瑞[2]。他打算让这两家公司展开竞价大战，赢了的一方就能得到专利使用权，到时候就压根儿没有阿波提根的事儿了。”
“你的线人是这么说的?”
“怎么了?这情报不对吗?”
“无可奉告。”我说。其实不是“无可奉告”，而是“我不知道”。
“反正我一挂电话就会把这个消息写成报道，发布到网上去。”
“请便。”我说。
“好吧，轮到您了。您跟希曼斯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想撤换您?”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我知道您的秘密。”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当真知道我的秘密，肯定早就公诸于众了。
不过，我还是把史蒂夫·波利蒂的号码存在了手机里。关于这个案子，他似乎的确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内情，这些信息以后也许会很有价值。
我不太了解金融投资的运作，因此并没有完全明白波利蒂透露给我的情报究竟有何深意。周一早晨，我开车去上班，路上听着国家公共广播电台[3]下属的本地电台。
突然，主持人用戏谑的语气做了一番有关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报道。
“下一条消息：制药巨头押宝重磅新药，豪掷千金却遭对手抢占先机。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有关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最新传闻及其引发的后果。”
接着，另一名主持人说：“对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眼下的情况可谓看不到一丝希望。”
我把广播关上了。阿波提根的处境有多么糟糕，我真的无须再听了。我还有许多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比如丹尼·帕尔格拉夫依然下落不明。
到达内庭后，我去找杰里米，但发现他还没来。于是我便告诉史密斯夫人，等他来了就让他来见我。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做点儿什么好，于是便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了“理性投机”的网站，想亲自看看那篇引发金融大风暴的报道。
这篇文章十分简短而尖锐，强调“理性投机”有一位“从最开始就对这起诉讼案的各项细节了如指掌”的“独家线人”。
最后还附了几条“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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