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旁的传真机开始发出哔哔声以及纸轴隆隆卷动的声音，一张薄纸跑了出来。
「那么，我们该下什么结论?」芬雷说，「那家伙是个外国人吗?或者是个美国人，但是住过外国之类的?」
纸张传送出来后，上面写满了数据，传真机也停止转动，不再出声。我拿起纸张瞥了一眼，接着我仔细看了两遍，浑身感觉到一阵寒意，像是全身结冰而瘫痪似的，完全无法动弹。我不敢相信我在传真纸上看到的东西，真是一阵青天霹雳。我瞪着医生，开口对他说话。
「他是在外国长大的。」我说，「他曾在每个居住地补牙，八岁时右臂曾经骨折，在德国打上石膏，并且在首尔的医院开刀切除扁桃腺。」
医生抬头看我。
「他们有办法从指纹判读出这些资料?」他说。
我摇摇头。
「那个家伙是我的兄弟。」我说。
第10章
我看过一部电影，演的是海军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长征。当人们在坚固的冰河上行走时，河面的冰层突然隆起而四分五裂，因为浮冰承受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压力而改变了整个地貌。本来平坦的地方变成嵴壁，身后突然多出了一个大沟壑，眼前出现一个湖，整个世界在剎那间风云变色。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坐在传真机与计算机终端机之间的柜台上，因为震惊而全身僵硬，感觉就好像是去北极探险，脚才刚刚跨出一步，身边的世界就已经全部变样。
他们领着我走到后面的冷冻库去进行正式的认尸。他的脸因为枪伤而被打烂了，全身骨头都断掉，但是我认得出他脖子上的星形伤痕。当时我们拿一个破瓶子来玩耍，结果在他身上留下疤痕，那已经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接着他们把我载回马格瑞夫警局，开车的是芬雷，萝丝可跟我一起坐在后座，一路上都握着我的手。我们只开了二十分钟的路程，但是那段时间却让我恍如隔世。我们俩这一生的回忆都在我的脑海闪过。
我哥哥乔伊比我大两岁，他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在远东一处基地里出生的。我出生的基地则是在欧洲，当时肯尼迪才刚刚开始当总统。我们两人在美军家庭特有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游历了全世界，但是却活在非常孤立的气氛中，身边的一切都如昙花一现。我们总是在移动中度日，不知道为什么又要换地方，也不知道可以在一个地方待多久，如果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一个半学期，说真的还有点不习惯。有好几年，我们都因为部队移防而没有遇到冬天：我们在初秋离开欧洲，到了太平洋某地后，又开始度过那一年的第二个夏天。
我们总是不能跟朋友长相聚守，只要有个单位被运送到某个地方，就会有一群小孩不见。有时候我们在几个月后会在不同的地方跟这些小孩重逢，也有很多就从我们生命中消逝离去，没有人在见面时会说声嗨，更没有人会在离别时说「再见」，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停留或离去。
乔伊跟我渐渐长大后，部队移防的频率更高了。因为越战的关系，所以军事单位在世界各地的更替速度愈来愈快，生活被迫在一连串的基地移防中度过，我们从来不能拥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每个人上运输机时都只能带着一个包包。
我们就在这种混乱的生活中一起度过了十六年，我的生活中似乎只有乔伊是不变的，他是我深爱的兄长。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能确定。很多陈腔滥调的修辞都让我有这种感觉，例如有人会说「睡得像个婴儿」，但这到底是指睡得很香甜，还是指每十分钟就会尖叫着醒来一次?同样的，「他是我深爱的兄长」这句话在我们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涵义。
事实上，我从来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他，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爱我。我们虽然只差两岁，但是他出生时还是五○年代，我却在六○年代来到这世上，所以我们之间的差异似乎不能用两岁的差距来衡量。而且，跟其他相差两岁的兄弟一样，我们也常让对方觉得很不爽。我们常常打打闹闹，闷闷不乐地等待长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否极泰来。这十六年的时光里，或许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爱恨交织。
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军人家庭的最大特色：家人就像你部队里的兄弟一样。基地里的养成教育要求军人必须绝对效忠自己的部队，这是军旅生活的基础。他们的小孩也把这一套学得有模有样，用同样死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所以兄弟之间偶尔会互相讨厌，但是绝对不容许别人欺负自己的兄弟。乔伊跟我也是这样，我们会百分之百地忠于对方，不计任何代价。每到一间新学校，我们总是在运动场上背对背掩护对方，靠拳头一起摆平麻烦。我罩着他，他罩着我，因为两兄弟本来就该这样。虽然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十六年并不是很正常的童年，但我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且乔伊也一路陪我走过这段童年岁月，直到最后。但是现在他被人杀了，我坐在警局这辆雪佛兰里面，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
芬雷直接驶过马格瑞夫镇，把车停在警局外的车道上，直接对着入口那一扇大玻璃门。他跟萝丝可先下车，站在外面等我。四十八小时前，贝克与史帝文生也曾这样等我。我一下车就感觉到中午的热气。我们一起站了一会儿，接着芬雷打开厚重的玻璃门，三人一起走进去，先经过空荡荡的警员办公区，再回到紫檀木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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