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看看能不能打开。”阿七说。
“我猜，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吧。”我退后两步，说。
“为什么?这抽屉上锁了啊。”
“杜自强或许会把重要的东西锁进抽屉，但我想那个姓邹的不会。”我边说边跪在地上，探视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说的没错，郑天生被捕是苦肉计，他们准备声东击西，使用这种诡计的人才不会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锁上的抽屉里，因为那太明显了。万一杜自强被盯上，员警要搜查，那个抽屉大概是第一个会被破开的目标。我猜里面应该有一堆煽动性传单之类，但绝不会有跟炸弹相关的线索。员警搜到传单，已有足够理由去起诉犯人，便不会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对我点点头。
“有道理。我看看书桌上的书册和笔记簿有没有线索。”他说。
我检查了床底下、床板间。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东西，阿七逐本书翻看，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他只摇摇头，我们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除了一些破旧的内衣裤和杂物外，没有任何异样。
“你听到他们讨论阴谋时，有没有什么特别发现?”阿七问。
我努力回忆前天听到的每一个细节。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
我记得姓邹的说过这句。
“啊!是地图!”我灵光一闪，嚷道。
“地图?”
“邹师傅说过，他会在‘这个据点’等候杜自强和苏松。我那时以为他说的是这个房间，但现在细心一想，那句话大有问题。如果他叫杜自强他们在这儿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过来他在这儿等他们，实在很奇怪嘛!我和房东夫妇都没见过那个邹师傅，杜自强和苏忪让一个客人留下来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看地图，邹师傅嘴上说的”这个据点“，其实是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
单吊西：俗语，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装’。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罗衣后敬人”的观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装。社会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场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装(例如经纪)，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换句话说，地图上很可能记下了他们计画的细节。”阿七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地图在哪?我翻过那些书，没有地图。”
我再细心想当天的每句话，可是没有再找到线索。
“没有，我想不……啊!”我边说边离开床边，却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间有两张椅子，他们有四个人，自然有两人坐在床边，当苏松和邹师傅讨论完“做饵”和“动手”等细节时，他的声音变小，如果当时他手拿着地图，讨论完准备藏好，那么他的声音变小，便是代表他离开贴着我房间的床。
而在房间另一边的，是书桌。
我走到书桌前，蹲下细看，没在桌下看到任何东西，再探头看看桌子和墙壁之间的隙缝，亦没有发现，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时，却留意到那盏槌灯的底座有点大，我举起台灯，用手指甲试着仪开底座的底部，“哢”的一声，圆形的底盘掉下，那个底座的空间中有一张折好的地图。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兴奋地说。
我们打开地图，放在桌上。那是一张香港地图，上面有好几处用铅笔标示的地点，有些地点还附有数位。在铜锣湾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个“X”，旁边还写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而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分别标示著“1”，“2”、“3”、“4”，却没有日期和时间。反而在中环统一码头附近的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画著一个圆圈，并且写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另外在九龙油麻地佐敦道码头亦有一个圆形。我记得苏松他E：提过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愿的记号，只在北角清华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铅笔戳下的点。在统一码头和佐敦道码头之间，有一条直线，线上上也有一个“X”。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没有其他符号或记认。
“这足以当成证据拘捕杜自强他们了……”阿七喃喃自语。
“可是现在发出通缉令，也阻止不了他们。”我指著中环的圆圈，说：“上面写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已是两个多小时前的事，他们应该已开始行动，杜自强提过什么‘一号目标’，会不会就是德辅道中这个地点?这儿写着，第一一。”
“不对吧。”阿七说：“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是中环的老牌茶楼‘第一大茶楼’，开业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没去过吗?”
我摇摇头。坦白说，我真的没去过，我跟大哥只光顾过这儿附近的“双喜”和“龙门”，中环的茶楼我除了“高升”和“莲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难得几回上茶楼，平时顶多到附近的廉价茶居吃饭罢了。
“这板‘第一茶楼’可能是他们的‘据点’。”阿七瞧着地图，说：“姓邹的十一点在茶楼等候，跟杜自强和苏松会合后，便出发经统一码头前往佐敦道码头……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码头或渡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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