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洋宾馆大厅死去的老年人和中年妇女，分别是五十七岁的老板赵炳和清洁女工李云。他们大都获得民众同情——虽然也有人指责赵炳经营这种宾馆等于鼓励色情业——可是余下的四位被害者，都有不少批判声音，甚至凉薄地说“死不足惜”。—号房间里被杀的男女，男的是皮条客，女的是未成年的离家少女。男死者叫邱才兴，二十二岁，在旺角区砵兰街一带的色情业界薄有名气，绰号“姑爷兴”。因为有一张俊脸，加上油嘴滑舌，姑爷兴勾搭了不少无知少女，诱骗她们卖淫，在床上遭杀害的裸女便是其中之一。十五岁的钱宝儿在三个月前离家出走，辗转遇上姑爷兴，在游说下成为对方操控的妓女。有记者找到姑爷兴的同行接受访问，称姑爷兴事发前说为一匹新马“试钟”——即是指导床上技巧——没料到这成为他的遗言。4号房的女死者处境跟钱宝儿相似。那位头部中枪的二十三岁女性叫林芳惠，是在尖沙咀新富都夜总会上班的女公关，洋名Mandy。新富都只是一间走低档路线的夜店，女公关都会为钱向客人出卖身体，如果说钱宝儿是妓女，Mandy只不过是高级一点、收费较高的妓女，两者本质上没有分别。夜总会的妈妈桑估计，Mandy是约了客人“短叙”，在上班前兼差赚外快，结果客人未到先遇上悍匪，死于非命。Mandy更行闯事称她先前说找到个好男人，不久便会从良当家庭主妇，告别迎送生涯—她大概没想过，会是如此告别。
这三位死者都被站在道德高地的群众批判，成为家长和老师向子女和学生说教的反面教材，纵然大众知道他们的身分与被杀没有关系，但中国人总喜欢以因果报应来判断事物，用“多行不义必自毙”来解释他们为何交上这种噩运，他们就像被鞭尸似的，每天接受报章杂志的道德制裁。
如果套用民众的价值观，姑爷兴、钱宝儿和Mandy都是“自食其果”的话，在走廊被石本胜矗掉脑袋的男人其实最无辜。
那个男人叫汪敏东，三十八岁，是个大陆人，来自湖南，半年前他来港投靠香港的亲戚，因为跟亲戚的老婆互生龃龉，最后忍受不了决定离开，暂时住在海洋宾馆，他人住才不过第二天，便遇上这场无情的枪战。
汪敬东在家乡是位农民，他个性勤劳，为人没机心，但“相见好、同住难”，日子一久，便跟亲戚的家人发生不少摩擦，只好搬离住处。由于他的大陆人身分，有个别媒体将他描绘成“落后”、“不文明”、“贫穷”、“没知识”的移民，同情他遭遇的人不多。多年来，大陆人的刻板印象植根香港人心中，即使某些特质其来有自，媒体仍钟情于放大、夸张，去招徕更多的目光。正如大陆人认定香港人一定贪财市侩，香港人觉得所有大陆人粗鲁无知，两者都出自相同的狭隘思想。
结果，好些人同意“汪敬东如果安分留在故乡就不会死”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也是某种“因果报应”。
关振铎这几天在报章上老是读到调子相同的文章，觉得相当乏味。五月八日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他在情报科”组办公室刚跟部下开完会，准备到警署餐厅午膳时，一位朋友敲了敲他的房门。
“关sir，有空嘛?”
“啊，小刘。”关振铎抬头看到刘礼舜高级督察，露出微笑。“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
“我早几天一直在忙，今天难得有空，所以特意过来找你了。”小钊走近正在穿外套的关振铎，热情地说：“我还未跟你庆祝你新上任，你今天有约吗?我做东，到太平吃烧乳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礼舜比关振铎年轻八岁，八三年至八五年在港岛重案组工作，当时二人的关系就像冯远仁和高朗山，一位是分队长，一位是指挥官。刘礼舜个性率直爽朗，处事积极乐观，在各部门都获得好评，才不过三十岁出头，就被调到总部刑事情报科A组。同僚们都相信，上级是要他处理线民与卧底的管理工作，他累积几年经验，便会晋升成A组组长。
两人离开位于中环的员警总部，边聊边往太平餐厅。中环除了是香港的商业核心，更有不少老字号西餐厅和茶楼，老饕都知道分布在德忌笠街一带的餐厅茶馆哪一间物超所值，哪一间味如鸡肋。小刘对太平情有独钟，除了因为厨师烹调技术稍湛，更因为餐厅的桌椅间隔宽敞，谈话内容不易被人听到。
尝过皮脆肉嫩的乳鸽后，小刘跟关振铎不着边际地闲聊著，话题转到上星期四的枪战。
“关sir，听说当时你在场?”小刘问道。
“对，碰巧跟曹兄去跟西九重案高朗山打招呼，结果在现场看着事情发生。”关振铎为服务生刚送来的奶茶加了两匙砂糖。
“哦……”小刘扬起一边眉毛，回头望了四周一眼，再压下声音说：“既然你在场，我想不妨先跟你说一声吧——你知道内部调查科介入了吗?”
“内部调查科?虽然行动出了不少问题，TT又擅自行动，纪律聆讯是逃不了，但要内都调查科介入?有什么要调查?”
“当然是内鬼啊。”小刘吐吐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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