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起身，怒视着女院长，然后第二次用手杖敲了敲桌子，让女院长又吓了一跳。接着母亲拉起我的手：“跟我们走，埃莉斯。”
我们离开了女修道院。从那以后，教我学习的人就换成了家庭教师。
我们冲出女修道院，坐进马车，一路无言地回了家。但看到生着闷气的母亲和父亲，我想到了一件事：贵妇人是不会做出母亲刚才那种举动的。至少普通的贵妇人不会。
另一条线索出现在大约一年以后。那是在某个千金小姐位于附近庄园举办的生日聚会上。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在和玩偶玩耍，让它们“喝下午茶”，只不过那儿既没有真的茶，也没有真的糕点，只是几个小女孩假装给玩偶喂茶和糕点。即使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么做也蠢透了。
男孩们在不远处玩着玩具兵，于是我走过去想一起玩，对他们的震惊和沉默毫无察觉。
我的保姆露丝把我拉到旁边。“埃莉斯，你还是跟玩偶玩吧。”她的语气坚决却紧张，胆怯地看向投来不满目光的其他保姆。我听话地坐了下来，装作对不存在的茶和糕点感兴趣的样子，等这段尴尬的插曲过去以后，草坪恢复了常态：男孩们摆弄着玩具兵，女孩们陪着玩偶，保姆们照看着我们，而在不远处，一群贵妇人坐在铸铁长椅上，聊着天。
我看着那些正在闲聊的贵妇人，用母亲的目光去打量他们。我看到了自己变成那种成日闲聊的贵妇人的可能性，而我突然非常肯定，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不想变成那样的母亲，我想和我的母亲一样，找个借口远离那些长舌妇，独自站在远处的水边，显得鹤立鸡群。
我收到过一张韦瑟罗尔先生的纸条。他用他的母语——也就是英语——写道，他希望见母亲一面，要求我在午夜时和他在藏书室碰面，然后护送他去她的房间。而且他希望我别告诉父亲。
这下我又多了个秘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在巴黎见过的那些穷苦百姓，因为那些沉重的秘密几乎压弯了我的腰。
虽然我只有十岁大。
1778年4月11日
午夜时分，我穿上睡袍，拿起一根蜡烛，悄悄走下楼梯，来到藏书室，在那里等待韦瑟罗尔先生。
他早就溜进了庄园，脚步悄无声息，甚至连狗儿都没有惊动。他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差点没听见门的开合声。他轻巧地几步跨过房间，扯掉头上的假发——他痛恨那东西——然后攥住我的双肩。
“他们说她的病情很不乐观。”听他的语气，似乎希望这只是谣言。
“是的。”我说着，垂下了目光。
他闭上了眼睛。虽然他算不上老——大概四十五六发，比母亲和父亲稍大一点儿——可岁月却在他脸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韦瑟罗尔先生和我曾经很亲密。”母亲曾经告诉过我。说这话的时候，她露出了微笑。我甚至觉得她的脸红了。
我初次和韦瑟罗尔先生相遇，是在一个寒冷的二月日子。那年冬天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寒冬。在巴黎，塞纳河泛滥结冻，贫苦的人们在街头奄奄一息，但凡尔赛的情况截然不同。等我们醒来时，下人们已经在壁炉里生好了火，我们吃完热腾腾的早餐，然后裹上厚厚的皮衣，穿上暖手筒，在宅地上悠闲地散步。
那天阳光明媚，但丝毫没能缓解刺骨的寒意。厚厚的积雪上结了一层坚硬的冰，我们的爱尔兰猎狼犬“挠挠”走在上面，爪子甚至都不会陷下去。它试探着走了几步，然后放下心来，快活地吠叫一声，冲向前去。母亲和我慢慢朝着南部草坪边缘的树林走去。
我拉着她的手，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在远处，我们家的庄园在阳光和积雪的反光中熠熠生辉，闪烁的窗璃仿佛眨着眼睛。等我们走到阳光下，钻进树林里的时候，庄园变得模糊不清，仿佛笼罩在铅笔描绘的阴影里。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走得比平时要远，已经脱离了庄园的庇护。
“如果你看到有位绅士站在树荫下，不用害怕。”母亲说着，朝我略微弯下腰。她的声音很轻，我不由得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些，而她大笑起来。“我们来这儿可不是巧合。”
我当时只有六岁，对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和男人见面可能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在我看来，我母亲只是见了个男人而已，就像她和我们的园丁伊曼纽尔聊天，或者跟让——他是我们的马车夫——一起出门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寒霜的笼罩下，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树林里比积雪覆盖的草坪更加安静，我们沿着小径步入树林深处，感受着周围的静谧。
“韦瑟罗尔先生喜欢玩游戏。”我母亲说。她压低了声音，以免打破这片宁静。“他也许想吓我们一跳，所以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审视并观察周围的环境。你看到脚印了吗?”
我们周围的积雪保持着原样。“没有，妈妈。”
“很好。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出可能的范围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藏在哪里呢?”
“树后面?”
“很好，很好——那这儿呢?”她指了指头顶，我伸长脖子，看着头顶的林冠，寒霜在破碎的阳光中闪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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