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能隐隐的感觉到，他所指的问题，不会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必定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中，夹着一股扑面而来的阴谋感——“任务没我想的那样简单，战友们有问题。”
任务没我想的那么简单?我回忆着李科长在出发之前，对任务所做的安排。
无非也就是几个简单的步骤：出发越境，寻找苏联人的工程位置，进入苏联的工程位置，最后返回。
如今这样一想，李科长的确是有点儿含糊其词，安排得有些过于简单。我们具体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他都没说明，仅仅是让咱们听黄班长的命令。
“邓鸿超会知道怎么做。”李科长好像这样说过。
不过这也很好解释，任务的目的地是苏联人的工程，不是自个儿家。以李科长为代表的上级，恐怕知道的信息也很少，他无法做出具体安排，咱们只能见机行事。而邓鸿超作为任务的核心，脑袋里拥有着专业知识。隔行如隔山，况且咱们几个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兵油子，李科长没理由巨细无遗的向咱们安排。
这样一想，倒是说得过去。
而“战友们有问题”这句话，我并不觉得可信。大家都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兵，能有什么问题?问题二字，不免又让我联想到了敌特、汉奸。但这太天马行空了，大家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侦察兵，敌特汉奸哪里有这么大的能耐。
况且，敌特不过是在电影儿里面才存在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所以说，那扑面而来的阴谋感，有些说不太通。再说了，我吴建国小兵一个，又凭啥能卷进什么阴谋?而说出这句话的刘思革，也不过大头兵一个，他又凭什么胆敢讲出这种质疑上级的结论?
任务究竟简单不简单，我无法知晓。但队伍有问题，我说不定可以猜出一二。扫视着身旁的四个人，我开始臆测他们会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是黄班长。黄班长正撑着头颅，微微喘气。他那空洞无神的眼神说明，这位年轻的指战员还没有从刚才的惊险中唤回元神。
黄班长会有什么问题?我实在想不出。
他作为一名侦察连的政治指导员，不仅是连队的一二把手，身上也还肩扛着政治任务。我当然明白，连队里的指导员都是挂着党籍的，不仅要有领导能力，更要通过层层的严格政治审查，才能坐上这个职务。如果刘思革不幸言中了，这场任务里，真有人策划着什么阴谋，那黄班长绝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第一个排除。
黄班长旁边的，是王军英。
王军英正在保养手里的微声冲锋枪。咱们手里配发的冲锋枪其实很精贵，尤其是那根能铁管子一般的消音器。消音器的结构很复杂，不是说随便找一根铁管子拧上就能给冲锋枪消音。并且那玩意儿不是一劳永逸，是有寿命可以算的。只要打了一定数量的子弹，那管子里就会积起火药黑垢。
这可不是小问题，污垢在消音管里积得多了，便会引发炸膛。
从越南士兵发现咱们开始，手里的冲锋枪已经是在超负荷“运转”，尤其是在悬崖上顽守防线时。脱离敌险后的王军英，竟没有忘记这等细事，说明方才的情况，并为惊扰他的心神。
王军英，王副班长，我倒有些拿不准。他个人素质那么强，平日里又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着实像个背地里黑手黑脚、策划阴谋的“敌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那恐怕有些难对付。因为我能感觉到，这个人不仅身手了得，更还有点头脑。
可王军英在侦察连的名声那么响，又是一个两届兵龄的老资格。怎么看我也不觉得他会有问题。
王军英旁边是我，我旁边，是邓鸿超。
邓鸿超从盒子里拿出了眼镜戴上。那一框黑色的眼镜儿不知哪一阵给破损了。他低着头，在检查手里的那坨黑色相机有无损坏。这小子，是队伍里的宝贝大学生。他是整个任务的核心所在，制造阴谋与“有问题”的人必定是指向他，所以，他可以排除。
并且和这小子的相处之中，他不像是一个冒牌的大学生。我不觉得这个稚嫩的毛头小子能有什么问题。
躺在邓鸿超旁边的，是旗娃。
旗娃坐在石头上，他左右扭看，担心那些喜潮的虫子爬近身体。对于这个北方大汉来说，热带的潮虫比起那些越军士兵，更能让他神经惊炸。
同样，旗娃这个嫩头青，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纯粹的兵蛋子。平日里我和他的交流最多，他那种年青时特有的“傻楞”不像是装出来的。所以，屁事儿不懂的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至少我主观上愿意相信这一点。
但我这一圈四人挨着分析下来、排除来，排除去，最后再回到我自己这里，忽然发觉什么不对。你说，刘思革所言的“有问题”如果是事实，那么，这个“有问题”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都会有出发点，都会有动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做一件事。所以，我能想到“有问题”的人搞阴谋的目的，无非就是致我们于死地，破坏这趟任务。
如果这个“有问题”的人就藏在五个中之间，那么，他已经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将我们全部杀害。我的意思是，晚上总会有人守夜，守夜的轮次也必定会轮到“有问题”的那人。守夜之中，他枪栓一拉，扳机一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将其余人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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