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月不洗澡的侦察兵，哪好意思往人家床上坐，大家只是把背囊放到地上，以回应他的热情。
“咋还有电灯呢?”旗娃抬起头，觉得头顶的东西最稀奇。
“这里有电站，”怪人走向那房屋中间的木桌子，“电路都还完好，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个时候。”
我这才注意到，这个高个子，一身都是军装，连脚上也踩的是一双铮亮的长皮靴。如果不是他长着一张怪脸，如果不是他口里蹦出的中国话，这身打扮，完全就是个苏联军官啊。
“电站?”旗娃看向邓鸿超，“就是之前那个啥自动化?”
邓鸿超没有理他，而是一脸沉默的看着室内陈设。一旁的王军英，也是缓踩着步子，打量着这个不太真实的光亮房间。
由于身体隐隐犯疼，我便丢下防毒面具，靠着床脚，蹲坐了下来。而那个裹着一头绿布的怪人，走到那个堆满书籍纸张的书桌后，就在翻找着什么东西，不再理会我们。我们几个，就这样被尴尬的晾晒在一旁。直到他找到个本子，翻了几页，然后又跑到墙上的刻痕前，望着它们，嘴里念念有词。
“现在，”他终于开口了，“现在是一九八四年，还是一九八五年?”
“八四。”邓鸿超靠到墙上，活动着肩膀，简短的答了一句。
那怪人凝停了一阵，然后点点头。他伸出手腕，像是在给手腕上的表上发条。
“老伙计，差得不远。”他对着手表，自言自语的慢步走回书桌，将手里的本子丢了下。
瞧这室内的陈设，这里肯定就是他的栖身之所了。难道说，他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面，住了十八年?
怪人站到桌前，转过身，默默的打量着我们。如果真是有十八年，那么他现在的心情，我是无法体谅的。果不其然，一阵凝望后，那黑框眼镜下的眼洞，似乎湿润了起来。他抬了一下手，指着我们，语气低沉：“八四年了，军装都换了。”
那手上，似乎也有奇怪而又扭曲的肌肉。
“毛主席呢，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他忽然又问。
“毛主席啊，毛主席早就去了，”旗娃也一下坐到了背囊上，“算算，那时候我都还小，得有个七八年了吧!”
怪人似乎也并不太惊讶，他转而问道：“那现在是谁在任主席?”
这问题不免有些好笑，我忍不住笑道：“主席倒是多，不过现在不兴主席了，毛主席只有一个，现在管事儿的，是军委主席。”
如果这下面待了十八年，哪里会知道国家大地上遭受过的动荡。他更不会知道，现在的国家，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
“军委主席?”布条底下的声音疑惑了一下，“是谁?”
我答出了一个名字。
然后，那人低着头，应了一声，想了一阵子。脑袋裹着布条，自然是不好受的，只见他将布条理了理，以便能供口鼻呼吸。
“就你们四个人?其他人呢，其他人在上面吗?”他又问。
问题一出，四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其他人，哪来的其他人?
王军英冷冷的答道：“就四个，没多的。”
“四个?”他疑惑的向前一步，“就派你们四个人过来?”
这话倒是有些奇怪了，四个怎么了?这四个人，都还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这儿来的!他这句话，倒还像是在嫌弃四个人不够凑排场。
“你们是哪个部队?”他随之又问。
“侦察部队。”王军英简略的回答道。
“侦察部队?”他听起来很惊讶，连腰都弯下了几寸，“怎么会是侦察部队?”
王军英噎住了口，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旗娃哭笑不得，“您这真还是一个人憋了十八年。”
其实，如果黄班长还在，现在前去与他交涉的人，不应该是我们。有的话，应该是黄班长去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当年的考察队员了。更可以断定，他是真的在下面住了十八年。
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下边儿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大量的信息必定堵塞不通。我们暂且不问他是怎么熬过来的，首先的一点，他脑袋里的信息与认知，肯定还停留在十八年前。
而这期间的变化，哪里能用一两句话可以交待得清。王军英虽然作为队伍领导，但以他的性格，很难用言语解释得清。于是，我自告奋勇的，当起了队伍的“喉舌”，慢慢向他弥补道来。
那感觉很奇妙，面前这个人，是同类，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星球，但信息的隔绝，让他成为了彻彻底底的怪人。而这种感觉，在许多年前，在陶渊明的那篇《桃花源记》中，就已经用简短的古文描写过。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这个与世隔绝的考察队员，就像那桃花源中的先民一样，不知何事，不知何世。不过，我没有提及那浩荡的十年，也没有提及他们被错判的坏名声。我不知道自己的表述是否清晰正确，但话语间，不经意提到的，关于时代的改变，关于体制的变化，关于现今的改革，让他靠坐在桌子上，低头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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