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完,乐呵着的几张嘴不约而同的就闭了个紧。因为这种家事,用来开玩笑就不太礼貌了。我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继续啃压缩干粮。
“对,严打。”邓鸿超点头接话,“这个我知道,动静还弄得很大,一到晚上经常就见着街上全是白衣服的警察,据说连部队都出动了。”
旗娃吞了一口红烧肉,点点头。他见我们都沉默着,便问:“这种除暴安良的好事情,你们咋不高兴高兴?”
“吃你的饭!”王军英一个巴掌拍他后脑上,“你出去了要是敢做这些事,敢当车匪路霸,我第一个废了你!”
旗娃赶紧向他的排长做了保证。
之后,便没有再开口说话。
吞咽声不停,五人低头吃饭,小小的火堆,闪耀火光,偶尔噼啪一声响。洞外边的雨势,丝毫不减,并且还时不时炸出几个响雷。幸好有这山洞做庇护,不然今晚得有多狼狈。
吃完饭,抽烟的抽烟,揉脚的揉脚,也没人开口另寻话题。
王军英提议把吃空的罐头收起来,按照昨晚那样,削几个尖,堆到洞口。我之前提过,越南人习惯夜晚光着脚丫搞偷袭,这些罐头绝对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几刀削出了尖,王军英就抱着一堆罐头,说是去跟黄班长换岗。我们便口头约定好了今晚的轮岗顺序,我作第四岗。
果不其然,一会儿黄班长就从洞口那条道里走了出来。他丢下枪,蹲坐到了我旁边。
“你们等会儿去守岗的时候,可千万别出洞啊,洞口到这里不是有条小道吗,你们就在那道里就行了,蹲着坐着都行,重要的是有人守着。”黄班长没急着启罐头吃饭,而是向我们传达了守岗地点。
“小邓,你就不用去了,今天走那么多路,明天的路可能更难走,你就好好休息一下。”黄班长喝了一口水,看向邓鸿超。
在擦拭相机的邓鸿超,闻声抬头。他看看我们,又盯向黄班长,忸怩着脸说道:“但是,我们都排好顺序了啊……”
黄班长摆摆手,说:“你别管这些,让你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我想好了,以后的守夜轮岗,你也都不去了,免得出什么问题。”
刘思革附和一句道:“是嘛!大学生,你可是脊梁骨,是咱几个的中心,你要是熄火了,咱们就得打道回府挨批评!”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最难的那段时间都过去了,现在只是在重复而已。”邓鸿超扫视着我们,眼神里装满了感激,“不过既然你们坚持这样的话,我也不跟大伙儿们半推半就了。”
“嗯。”黄班长点头。然后他也拉过自己的包,开始掏晚饭。
“哎,这年头大学生就是宝啊,有人护,有人送,也有人疼!”枕着背包躺下的旗娃,玩笑般的酸了一句。
这话让邓鸿超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只见他摆弄相机的手僵住,就差涨红了脸。
我知道旗娃这小子不是有意来酸人,只是这小子太嫩,情绪爱浮于表,不太会说话。刚才他酸刘思革的时候,我就想训他几句了。
为了缓解邓鸿超的窘迫,我只好回了一句,以此转移话题:“谁不服,谁也去考一个。要我说啊,这年头的大学生,还算不得宝,以前各朝各代,考取了功名,中了举人,那都是要做官的!”
旗娃哈哈一笑,然后坐起身来,问我说:“建国哥,你这一说我倒还想起了,那个,你以前不是插过队吗,按理说知青都算知识分子啊,那你咋还窝在部队里头,不出去碰碰运气?我看呐,你肯定也能考上嘞!”
“是啊,为什么不去考?”邓鸿超放下相机,也转头问我。
这倒是问到我的心坎上去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组织了一会儿语言,以玩笑的语气回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好!以前啊,毛主席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革命青年要四海为家,要到农村百炼成钢,所以我二话不说就跟着响应,跟着号召,上山下乡,没半点拖拉——那是国家需要我。而前几年,南疆有战,我知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又到了,二话不说又参了军,入了伍。”
“这叫啥,这叫社会主义螺丝钉精神!”我挥了挥手。
喝了一口水,我接着大侃而侃:“你问我怎么还待在军营,当然是义务还没尽到啊!祖国的南疆还没稳定,北边的苏修也还虎视眈眈,要是大家都想着过安逸生活,那今天谁还来这里打仗流血,为国捐躯?”
当然,这一番说辞,并不全是我的真实想法。那个年代,在时代的大浪潮之下,个人所能作的努力、所能作的改变,好比卵与石斗,很难标新立异。我不过是顺着历史的潮流,做了和很多人同样的事情罢了。
因为中越开战之前,我就已经在军队里了。
说到插队下乡,当年的我,其实是并不想去农村的。只是学校停了课,我又半大不小,没个正经身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没能力留住我,我不跟着国家号召去学工学农,又能做什么呢?
知青岁月,其实远没有现在说的那么美好,那么“浪漫”。现在的那些老知青,不过是在有选择的回忆,而回忆,往往是带着美好的修饰。将那个年纪的我调到穷乡僻壤去挣工分,去和山水稻田打交道,谁会觉得美好?那是相当漫长且无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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