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又会知道，那晚让我欣喜、让我立功的几声爆炸中，有那么一声，是响在田荣国的脚下。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盖着白布，被抬进车里。两个同乡，一个戴功回国，一个马革裹尸。攻坚行动结束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回想关于那天的画面，那天的对话，我知道，如果不是田荣国在我旁边，敦促我撤移位置，我早就被炮火炸开了花。
换句话说，我这命其实是他救回来的。
但让人酸心的是，我戴功回国，成了英雄，但田荣国因为一些原因，只有一纸烈士证明，以及“死人荣誉”。我大书特书，向上级写了好几次报告，申请为他追授更高级别的荣誉。
但那时候的部队还没到裁军，“臃肿”的机关办事效率极低，我奋笔疾书下写出的报告，甚至都没能递交到管事的人手里。而那些字出肺腑的报告，自然是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通过正规途径向田荣国讨回荣誉的事情，无疾而终。
战事结束之后，借着探亲假的时间，我回了一趟家。田荣国的父母已经收到了部队的信，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
但我还是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儿，把我那块稀罕的奖章交至他家，说这是部队追授的奖章，让我代交过来。
这本来就该是他的，我坚信不疑。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奖章再闪耀，又有什么用呢?
但奖章确实有用——田荣国的父亲捏着奖章盒子，那悲怆的泪水里，悄然中增添了几分慰藉。这也许就是荣誉的作用吧，至少会让人知晓，死的人没有白死，而是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死。
事实上，在入伍之前，我跟田荣国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好朋友，也根本没什么交流。只是在入伍之后，两人才觉合得来，谈得拢。如今他离世而去，更为我带来了“死亡崇拜”。
天人相隔之后，两人本不太深的感情，悄然在我心中发酵，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回部队后，上级又放了我几天假，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前往北方的某个城市深造。但我不认为这件事就完了，因为见识了田荣国家里的凄凉后，心里的不满放至了最大。我硬是想着要替他讨个说法，见前几次申请无果，年轻气盛的我，直接就找到团部，想去大闹一场。
当着领导的面，仗着一腔热血，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举动。最后的结果是，我想要的东西没有批下来，而自己却还受了处罚。
因为事情影响很坏，我受到了公开批评，而那个前往军校学习的美好仕途，也就这样被我亲手断送了。上级是准备将我开除军籍，踢出部队，但幸在有功在身，有领导愿意给我改错的机会，减轻了我的处罚。于是乎，我被调离了原部队，留住了军籍，转了士官。最后因为一道不知所以的调令，又来到了侦察连。
跟我一起受罪的，还有那两个军区的记者。他们采访我数次、幸幸苦苦改了好几次的新闻稿子，就因为这件事，被一刀切下不予刊登。
而那闪耀的“战斗英雄”四字，再没与我的名字有半点瓜葛。
如今回想起来，假如当时我的性格不那么急躁，做事的方法不那么武断、不顾后果，那今天的境遇必定会大不一样。我可能会是人尽皆知的战斗英雄，也可能是机关干部。总之不会是一个“糜烂”在基层的老资格。
虽说这件事是我的心病，但很多地方我做得实在不妥。后悔那是肯定的，可是，在这事情的根本动机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田荣国命都丢了，我还有什么不能丢的呢?
只是说，我吃了脾性的亏，不仅该有的东西没为他要回来，自己还落得了这般下场——这便是心病的原因。
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没想到黄班长这个临时领导竟还知晓。他就用了几句平淡的话，将这件事情讲给了旗娃他们听。而作为当事人的我，则听得沉默不语，满是思绪。
命运是个爱捉弄人的小老头儿，他左拈右夹，像是在饭桌上添错了菜，也像是在牌桌上出错了牌，它让我落了一场空欢喜，还把我这个老年轻，二次丢回了越南这片土地上。
尽管洞穴里只有低声细语，但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几年前的那个夜晚里震破耳膜的炮火。田荣国，董班长，陈定远，战友甲以及“小八羊”，好像也都围到了火堆前。
黄班长讲完，几人也都沉默。我吐了口烟，从回忆里抽回了神，无言的望向他们。几个人的眼神里，竟没有奚落，倒现出几分崇拜。
黄班长转过身，展开了地图：“看吧，假如你们的建国哥当年脾气不那么火，没有无视纪律，他可能就是我们几个的上级了。所以，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论在哪里，都不能由着性格来。”
我丢掉烟头，缓缓点头，同意黄班长的看法。
“对，别像我那样。”我说。
刘思革沉默起看了我一阵，然后拖过背囊，枕头躺下。
“可惜了，可惜了。”邓鸿超摇摇头，“但别气馁，这次肯定还能领个勋章回来。”
“没看出来，战斗英雄就坐我旁边呢!”旗娃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饭可以乱吃，名儿不能乱叫。我可不是什么战斗英雄。”我回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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