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床上躺了一个半小时还没睡着，两眼瞪着高高的天花板以及四周古色古香的灯饰，心里掂量着把这些证据交给伊利亚会导致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她毫不怀疑，不管怎样，他都会毫无羞耻地把全部十二张照片向全世界公布。他的圆滑说辞——“有些观众也许会认为那些图片令人不快”——只会挑起公众病态的好奇心。她不知道那些未被确认的受害者的家人是否会看见这些照片，是否也会对这些模糊又熟悉的肢体充满好奇与厌恶。
那天早上，几十名记者并排站在大同小异的背景前，报道着同样的新闻，每家媒体都在竞相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事实上，安德烈娅与凶手的直接接触已经让她比BBC和天空电视新闻占优势了，他们毫无疑问会一再播放这几分钟内拍到的影像。而她非常清楚怎样才能确保全国每一家电视台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她一人身上：
一、推销——安德烈娅会向公众宣布，她曾与城内最新的连环杀手有过接触。
二、挑逗——他们会轮番展示和描述每一张照片，以最狂野的猜测来勾起公众的想象力。他们甚至可能会找一个前侦探，一个私家调查员，甚至一个犯罪小说家，让这些人去引导舆论。
三、承诺——她即将打开的那个信封里有一张手写的名单，上面列了杀手接下来要杀掉的六个受害者的名字和确切的死亡时间。“五分钟内将揭晓一切。”她会做出这样的承诺。这几分钟足以让这句话传遍全球，而警方却来不及打断播出。
四、揭秘——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她将念出受害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在每个名字之间有一个戏剧性的停顿，就像电视选秀的裁判公布决赛入围名单一样。她很想知道那鼓点能持续多久。
安德烈娅恨自己竟会想到这些。警方很有可能还没有联系这些被盯上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至少应该在所剩无多的生命时限里知道自己已经注定的厄运。另外，她也有可能被捕，虽然这一点之前从未成功阻止过伊利亚。在他于记者站短暂就职期间，她亲眼看见他通过无端揣测、以可疑手法散布在调查中获取的细节，以及两次在法庭上阻止提交证据和企图贿赂警方来破坏他人的生活。
她实在睡不着，在床上坐了起来，决定开始行动。她要利用这些照片，这将会给她带来麻烦，但给她职业生涯带来的好处会远远大于坏处。她会将这份名单握在手里。这么做是对的。她为自己能够在上司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仍有勇气抗争感到自豪。
她来到通往新闻编辑部的走廊上。即使在这样的高度，安德烈娅也本能地靠墙行走，不去看外面甘菊街屋顶的天空。她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立刻被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忙碌景象吸引住了。伊利亚很享受这种混乱：人们互相叫喊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无数等离子屏幕从天花板上伸下来，字幕代替了语言。她知道，短短几分钟内，自己就会融入其中，那种富有进取心的氛围就会变成喧哗的背景。
新闻编辑部占据了十层和十一层。隔开两层的地板被拿掉，形成了双倍高度的宽敞空间。在分区记者站工作多年的安德烈娅觉得，这样的装修过于奢侈和浪费，几乎就像个冒牌的新闻编辑部。她所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
新的总编是从美国新闻界挖过来的，他曾经在争议声中揭露过好几家著名品牌公司日益猖獗的腐败。他还带来了大量美国品牌的赞助、团队建设的经验和鼓舞士气的方法，这一切被越来越多地用在一贯保守的英国雇员身上。
安德烈娅坐在她那张亮黄色的(科学研究表明，亮色调与效率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椅子上，面对着“本与杰瑞”冰激凌机，开始检查邮件，看有没有从杀手那里来的进一步的消息。她从包里掏出文件夹，正要上楼去伊利亚的办公室，却看到大家都从桌子后面跑出来聚集在那个最大的电视屏幕下面。
安德烈娅看到伊利亚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胳膊抱在胸前，站在阳台上往下看。他的目光扫过她，然后不在意地转回到屏幕上。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也站到了那群同事后面。
“打开电视!”有人喊道。
突然，苏格兰场熟悉的标志出现了，安德烈娅认出她的摄像罗里用他标志性的软聚焦拉近了镜头，一个穿着不得体的夏季短裙的金发女记者出现在屏幕上。前排有人吹了一声口哨。伊索贝尔·普拉特才在工作站待了四个月。在她入职的那一天，安德烈娅曾认为这是对她职业的一种羞辱。而现在，让这种有胸无脑、靠着打扮上位、只会念稿子的二十岁女孩取代她的角色，则是对她个人和她职业的一种攻击。
伊索贝尔兴奋地告诉他们，警方发言人将要发布一则消息“即……将……登场”，她的乳沟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安德烈娅想知道罗里为什么还要费心把她的脑袋也放进画框里。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感觉到伊利亚正在看着她。于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不转过头也不离开房间，她不能让他如意。
她并不是第一次低估了总编的冷酷。她明白他的理由，在年度最热新闻的收视率争夺战中，为什么不放个模特儿在镜头前作为给观众的额外福利呢?即使有一天伊索贝尔无上装出镜，她都不会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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