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曼莎通常坐在陪审席第一排，即最靠近被告席的位置。当她坐下时，她意识到身上自己设计的白色连衣裙可能有些短了。她把陪审员文件夹放在膝盖上，旁边坐着的那个老色鬼令她非常不爽，第一天见面时，那个人为了抢到她旁边的位子差点踩到其他人。
这里与美国电影里的法庭不一样。在美国电影里，那些穿着讲究的被告一般会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一起坐在桌子后面;在老贝利，被告得独自面对满屋子咄咄相逼的人。包围被告席的虽小却醒目的玻璃屏障只是进一步强调了里面的人对房间里其余的人来说相当危险。
除非被证明无罪，否则就是有罪。
萨曼莎的左边，正对着被告席的是法官席。一把金柄的剑悬挂在中间那把椅子背后的皇家盾形纹章下方，那把椅子是整个审判期间唯一空置的座位。法院书记官、辩护律师及检控团队占据了法庭中央的位置;与此座遥遥相对的伸出来的公共旁听席上挤满了热情的、无法看清下方情况的观众，他们提前在街上扎营露宿才得到了这场特别审判的终审旁观席位。法庭背面，公共旁听席下面的冷板凳上坐满了与审判扯得上关系的闲杂人等：律师们希望可以召上法庭但也许最终并没用上的专家，各色法庭工作人员，当然，还有那位一直处于争议中心的侦探，绰号叫“沃尔夫”3的威廉·奥利弗·莱顿-福克斯。
审判持续了整整四十六天，沃尔夫旁听了每一场。他坐在出口旁边不引人注目的座位上，无数次冷冷地注视着被告席。他身材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四十出头的年纪。萨曼莎觉得，如果他看上去不像是几个月没睡觉，背上驮着整个世界，也许他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公平地说，他确实很有魅力。
“火化杀手”是媒体给被告取的绰号，他已成为伦敦有史以来系列谋杀案中杀人最多的凶手。短短二十七天，就有二十七人丧生，死者全都是年龄在十四至十六岁之间的妓女，这让那些消息闭塞的民众猛然意识到发生在自家街区的可怕事件，因此引来了更多关注。大部分受害者被发现时身上还在燃烧，她们被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然后被活活烧死，地狱般的火焰焚毁了一切证据。接着，凶手却突然收手，手足无措的警方连个像样的犯罪嫌疑人都找不到。无辜的年轻女子一再被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伦敦警察厅因毫无进展而备受指责，但在最后一次谋杀案发生十八天后，沃尔夫逮住了凶手。
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名叫纳吉布·哈立德，是一个巴基斯坦裔英国人，在首都开出租车。他独自生活，之前曾有过不太严重的纵火前科，他的出租车后座上留有系列谋杀案中三名受害人的DNA，这些证据与沃尔夫的证词一起被提交给法庭。这本来已经是一桩清楚明白的铁案了，但现在，一切都崩溃了。
不在场证据同这位侦探及他的团队搜集的监控报告发生了冲突。哈立德在羁押期间受到攻击和威胁的指控也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法庭证据意味着烧焦的DNA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然而，让辩护律师感到高兴的是，首都警务处的职业标准理事会提交了一封引起他们注意的信件。写信的是沃尔夫的一位匿名的同事，日期就在最后一桩谋杀案发生的前几天，信件对沃尔夫处理这一案件的方式及他本人的精神状态表示了担心，认为他“沉迷办案”“不顾一切”，进而建议他立即转岗。
世界上最复杂的故事突然变得更复杂了。警察被指控拿哈立德当替罪羊以掩饰他们的失败。局长和特殊犯罪与行动处的助理处长因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明目张胆的腐败而被迫辞职，小报上充斥着那位不光彩的探员的丑闻：与酗酒有关的传闻，可能导致了他婚姻破裂的家暴倾向。在某一阶段，哈立德那个装腔作势的辩护律师因为建议沃尔夫和她的客户交换座位而受到指责。纳吉布·哈立德始终以迷惑不解的神态看着在他面前上演的好戏，看着自己从杀人恶魔变成受害者，没有流露出哪怕一瞬间的满意神情。
最后一天的审讯如期进行，控辩双方律师做了最后发言，然后法官向陪审团提出指导意见：关于有限的证据依然被采信的简要总结，以及有关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的建议。接下来，陪审团将进行评议裁决。他们被从证人席后面带进一个私密的房间，那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以原木和绿色皮革为基调的毫无特点的房间。在接下来的四个半小时里，十二名陪审员在那里围着一张大木桌讨论他们的裁决。
萨曼莎几周前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态度，但这会儿让她吃惊的是，陪审团对此案的看法四分五裂。她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受大众舆论的影响，尽管她很高兴自己的表决不会给自己的商店、生活带来什么影响，而且她的幸福也与此事不相干。同样的争论一再上演。之后，有人提出探员证词中的某一点，再次被告知不予采信，那人恼怒万分。
斯坦利隔一会儿就会提请投票表决，然后通过引导员给法官递交一张字条，告知法官他们尚未达成一致。每一次投票表决，总会有人顶着多数的压力另行其事，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最后几分钟，总算达到了十比二的比例。斯坦利气冲冲地把写着这一结果的字条交给引导员，十分钟后，引导员回来，带领陪审团进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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