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新调来一个党支部副书记，他叫王树城，高高的个子，肤色黝黑，满脸的青春疙瘩，戴着一副眼镜，约有三十多岁。他平时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夏一琼透过他薄薄的镜片，发现他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总在她的身上游动。
王树城经常溜进医务室，与夏一琼搭讪，找她“看病”。
这天下午，王树城一脸痛苦地神情，神秘兮兮地推开了夏一琼工作室的房门。
“王书记，哪里不舒服?”夏一琼放下手里的听诊器问道。
“难以启齿……”他呿嚅着说。
“对医生有什么保密的。”
他指指下身，“我这里肿了。”
“把裤子脱了，上床，我看看。”
王树城听了，喜出望外，一骨碌上了床，脱下裤子。
他的阳具直挺挺地矗立着，有些红肿。
“怎么搞的?”夏一琼问。
“我也不知道，你给看看。”
夏一琼戴上软胶手套，仔细端详着。
“涂点消肿药吧，这几天就尽量别沾水了，防止感染。”
“那我撒尿怎么办?”
“该尿就尿，尽量别沾水。”
夏一琼给他的阳物涂了一些消肿药膏。
“现在看来还不够严重，如果严重了再打针。”
王树城心满意足地走了。
原来他故意用辣椒水洗了自己的阳具，因此红肿。
研究所的公厕在院子里，左为男厕，右为女厕，坑位之间用木板搭成，中间有墙壁相隔，下面粪便和尿液相通。
一次，夏一琼在如厕时，发觉下面有镜子的反光，她有些恐惧，又觉得奇怪;于是把这一情形告诉了瓦西里，瓦西里也感到奇怪。
这天中午饭后，夏一琼又走进女厕如厕。
忽然，她听到旁边男厕内瓦西里一声大吼：“你在干什么?”
一会儿，听到王树城哀求的声音：“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替我保密，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瓦西里吼道：“你这个流氓，你竟敢照我女人的屁股!……”
夏一琼听到几声扇耳光的声音。
只听王树城说：“我叫你爷爷了，千万别给我说出去。我是党支部副书记，在农村还有70岁老母亲，还有媳妇和孩子。您多体量，我们夫妻两地分居，我实在是饥渴呀!……”
“混账东西，以后再让我撞见，我把你的屌子割下来!”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当晚，在瓦西里的房间里，他向她叙述了白日看到的情景。
原来在夏一琼走进女厕后，在附近走廊拐角处，瓦西里看到王树城从另一处也尾随进了男厕。瓦西里立即跟随进了男厕，只见王树城一只手扒住坑位旁边的踏板，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的一头有一面小镜子，他全神贯注，头都伸到坑位下面。
瓦西里明白了，他正用小镜子看对面女厕内夏一琼的私处……
他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揪住了王树城，把他摔倒在地上……
夏一琼听了，羞得满脸通红，心“砰砰”乱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
“瓦西里，我已经不纯洁了，那么宝贵的地方让那个流氓的眼睛玷污了，我对不起你……”她泣不成声。
“我已经惩罚他了，他再也不敢冒犯你了。”瓦西里抱紧她，在她的脸上印了几个吻。
“瓦西里，你太善良了，就这么便宜了这家只色狼!”夏一琼恨得咬牙切齿。
“还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不然，他连饭碗也没有了，何况他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妻小……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但是夏一琼的命运并没有应验“善有善报”的许诺。1958年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一场“反右”斗争开始了。根据当时的方针，右派人数有指标。研究所的这个指标，由王树城提议给了正直善良的夏一琼。
结论是：夏一琼与苏联专家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夏一琼听到这一讯息，精神崩溃了，经常失眠，有时被噩梦惊醒。她不敢再去找瓦西里，更不敢光顾那间小白房子了。
1959年后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中共发出九评苏共的文章，社会上传言苏联将撤回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戴着右派帽子的夏一琼已经不在医务室工作，她被分配到研究所后勤部门的清洁组，每天负责打扫办公楼和宿舍楼的卫生。
瓦西里此时内心更加悲凉，他有时只是在餐厅才能见到夏一琼，那也是午餐和晚餐餐厅将要结束用餐的时间。夏一琼身穿一身褪色的蓝布工作服，戴着套袖，戴着一个沾满尘土的大口罩，默默地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瓦西里与她的目光相遇时，再也看不到那充溢着青春光彩的大眼睛和充满憧憬和急切期待的目光，而是冷漠、呆滞和无助的目光。这让他十分伤心。他知道在这目光背后有多少难言的苦闷和沮丧啊。
他开始酗酒，二锅头、白兰地、威士忌，一杯杯，一瓶瓶，地板上，地毯上，床单上，浴缸里，堆积着他嘴里痛苦的秽物和酒渍，弥漫着难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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