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他的狱友?”
维吉尔几近恼怒，说：“他没有杀那个女孩。你做的事情全是扯。”我在酒吧常听到他这种说话腔调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差劲工作或唠叨老婆时就这么说话——被激怒但限于环境，只好忍耐。
“什么?”我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
“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你当时在场?”
“不，我不在。别自作聪明。”
这回我被激怒了。我才刚刚碰到他，他就觉得足够了解我到能侮辱我。“在我看来，”我说，“只有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克丽斯特尔·哈根和杀害她的那个人。其他人所说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
“我并不需要在场就知道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泰德·邦迪[6]也有人相信。”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真的，但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他没有杀人。”维吉尔厉声说道，他指着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给我。我们谈谈。”
九
我浪费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打了八个电话试图从那位公共辩护律师的办公室弄到卡尔·艾弗森的犯罪卷宗。起初，接待员尽力理解我的需求，等她终于明白时，她说那份卷宗可能多年前就被毁了。“无论如何，”她说，“我没有权力将一个谋杀案的卷宗交给寻求这份文件的什么汤姆、迪克和哈里。”之后她就把我的电话转到了首席公设辩护人伯塞尔·科林斯的语音信箱，我的信息似乎落入了深渊。第五天我都没有接到科林斯的回电，于是我逃掉了下午的课程，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
接待员告诉我首席很忙，我告诉她我会等，尽可能地在离她桌子很近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这样她讲电话时我可以听到。我阅读杂志消磨时间，直到她最后对某个人低声说我逗留不去。十五分钟后，她受不了了，领我去了伯塞尔·科林斯的办公室。伯塞尔是个皮肤白皙，顶着一头蓬松杂乱的头发，鼻子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粗大的男人。他对我笑了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卖给我一部汽车。
“你就是那个一直在骚扰我的孩子?”他问。
“我想你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我说，一瞬间他看上去有些不安，接着示意我就座。
“你得理解，”他说，“我们不常接到电话要求我们找一份三十年前的卷宗。我们把那些材料都存在了其他地方。”
“但你们仍然保有这份卷宗?”
“哦，是的，”他说，“我们保存着。我们依从法律无限期地保存谋杀案卷宗。昨天我让人把它拿了过来。就在那里。”他指向靠在我身后那堵墙上的一个箱子。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东西。我以为我会拿到一个装满文件的活页夹，而不是一个箱子。我计算着读完那份卷宗我要花的时间，这些数字注入我脑中的一个桶中。然后我又计入我其他课的作业、考试和实验项目需要的时间。我突然感到眩晕。我怎么能全部完成。我开始后悔来拿这份卷宗，这本来应该是一份简单的英语作业。
我手伸进口袋，拿出转渡表格，交给科林斯先生。“我可以拿走卷宗了吧?”我问道。
“不是全部，”他说，“现在还不行。有些文件可以拿走。在文件被拿走前，我们必须消除掉笔记和工作成果。”
“那要花多长时间?”我在椅子里挪动了下，试图找到一个位置，让座垫弹簧不硌我的屁股。
“正如我所说，有些文件今天可以取走，”他笑道，“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在做这份工作。剩下的文件很快就会弄好，也许一到两个星期。”科林斯靠在他舒适的乔治王朝风格后翼椅里，我注意到它比房间里的其他椅子要高出整整四英寸，似乎舒服得多。我又调整我的坐姿，试图让血液流向我的腿。“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他交叉双腿问道。
“这么说吧，我对卡尔·艾弗森的人生和生活的时代感兴趣。”
“为什么?”科林斯无比真诚地问道，“这个案子没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起案件?”
“对，我知道，”他说，“那年我在这里做书记员。当时我还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卡尔的首席律师，约翰·彼得森做法律调研时带上了我。”科林斯停顿了下，目光越过我看向墙上的一个空白点，回忆着卡尔案件的细节，“我在监狱见过卡尔几次，审判他时我在旁听席。那是我经历的第一起谋杀案。嗯，我记得他。我也记得那个女孩，克丽斯特尔什么。”
“哈根。”
“没错，克丽斯特尔·哈根。”科林斯的表情变得冷肃，“我仍然记得那些照片——我们在审判时用到的照片。我以前从没见过犯罪现场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并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神情那么安详，眼睛闭着，像是他们睡着了。不，一点也不像。她的照片残酷，摧人心肝。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她。”他微微打了个颤，继续说道，“要知道他本来可以进行一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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